不用担心冗官问题，也不用担心官员俸禄之类的。
且不说大唐的官员数量本就严重不足，增加五千人都填不满这些窟窿。
就说多出来的这一千多万百姓，也需要官吏去管理，这些官员刚好能派上用场，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宋朝那种戎官现象。
顺便说一句，宋朝的冗官现象也不是科举造成的。
科举三年一次，每次取三百人。把恩科之类的全算上，按照两年一次，平均每年才增加一百多人，怎么可能冗官？
真正造成冗官恶果的是恩荫制度，七品县令每年能恩荫三名亲属为官，是每年三名。
三品以上大员和宰相就更夸张了，每年能恩荫十名亲眷为官。
当十年县令就能恩荫三十名亲眷，当十年三品以上大员，那真就是鸡犬升天了。
虽然恩荫出身的官员只能当小官，无法进入部堂，可小官也是官啊，要吃朝廷俸禄的。
于是就出现了官多职少，冗官严重的现象。
到了明朝朱元璋改变了规则，取消了低级官员恩荫亲眷的资格，宰相每年也才能恩荫一个人。
所以明朝的科举制度比宋朝的更加严谨，取士也更多，却没有出现冗官现象。
言归正传。
李世民之所以把这五千余参加人口普查的人转为官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出身比较低。
基本都是地方富户、寒门子弟，有些甚至就是能识字的穷人，这些人进入官场会冲击士族豪强官僚体系。
可以说李世民早就算到了一切。
然后他又问孔颖达道：“孔祭酒，学政建设怎么样了？”
孔颖达明显很高兴，笑道：“各地方的学堂建设阻力大减，很多一直都没有进展的地方，也终于有了松动。”
他作为国子祭酒是学政体系的第一责任人，可以说是劳心劳力，人都苍老了许多。
可他甘之若饴。
孔子有教无类，他这个后世嫡孙推行学政体系，算是向先祖看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