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士廉与尹洙所说的官钱，便是宋朝官员无论庙堂还是地方官员都会面对的公使钱。
公使钱，也就是官钱，是宋朝各级官署办公的公钱，主要用途是供给官府衙门日常开支，招待过往官员以及公务人员，这制度，乃宋太祖赵匡胤所创。
宋人王明清曾释义：“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以济其乏食。”
这实际上是宋太祖对地方的笼络。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使钱有了比较明确的来源，一乃朝廷的拨款，名为正赐钱，一乃地方自筹，其用途也随着自筹这一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理由。
自筹，一般根据当地情况设定。
但地方官署一般通过非法经营，如房产、放印子，也就是高利贷钱，以及开设妓院酒楼，乃至倒卖商品获利润。
既然筹备的门路是这样，那么筹备的钱怎样用自然有了说法。
首先，最盈利的生意自然是钱生钱的重要渠道。
于是，房产、印子、酒楼、妓院、倒卖甚至不顾资敌的盗卖当然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
而对于边将来说，无论何种途径获取的公使钱，用起来自然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朝廷最担忧的便是边将以公使钱养兵自重。
因此边将被特别针对自然情理之中。
但对“刺史”等地方文官来说，公使钱可就成了体现个人修养乃至为官是否妥当的考验。
而这一只怕大宋所有地方官员都有插手的美味陷阱，又成了新旧党争的小战场。
同样在仁宗时期，范仲淹好友滕宗谅便在庆州任上，因为公使钱使用不当被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举报“前在庆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监察御史梁坚的参与，以及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参与，以及滕宗谅的政治智慧实在太感人，本人被连贬三次，范仲淹也因此受到牵连离京，庆历新政从此烟消云散。
因此，对大宋朝廷来说，一个军州的一点公使钱，一知州，连带一个参知政事，是完全可以联系起来做文章的。
且屡试不爽。
到尹洙一案，尹洙被弹劾的幕后主使乃是夏竦，夏竦的政敌便是对西夏的主战派韩琦。
两次因公使钱而起的弹劾，两次罢免主政朝堂的高官。
因此，公使钱对西陲而言便是宁可艰苦过也不碰触的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