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是一幢名为星光行的商业大厦，由霍应东和其它几家财团，各自出资七百五十万港元，总计三千万港元，共同兴建。
不过，在除了霍应东出资七百五十万港元之外的二千二百五十万港元里，有一千万港元，是由霍应东做为担保人，从惠丰银行贷的款。
换而言之，在星光行的投资上，霍应东总共承担了一千七百五十万港元。
这一方面反映出了，霍应东的财大气粗、资金充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霍应东对星光行的看好。
可惜的是，自此开始，霍应东遭到了毫不掩饰的打压。
首先，米国驻香江领事放话，星光行的租户，无法购买，包括收银机在内的所有米国商品。
这招一出，星光行的招租运作，顿时为之一顿。
霍应东的应对方法是，降低租金，每呎只要九毛钱。
果不其然，租户又被勾起了兴趣。
米国人出过场了，英国人自然跟上。
香江电话电报公司发出通知，星光行租户的电话开通时间，无法得到保证。
连基本的电话业务，都不能开通，租户们自然彻底打了退堂鼓。
局势发展到这里，星光行的股东们，就不想耗下去了，赶紧卖掉这座商业大厦，一了百了。
按理来说，以霍应东的财力，直接买下其他财团的股份，再自然不过了。
不过，有股东不同意，原因极具“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特色——本来大家是地位平等的股东，可一旦霍应东收购全部股份，那其他股东岂不是一下子显得不如霍应东，地位上矮了一截！
于是，置地公司以“友邦”的角色出现了，出价三千七百五十万港元，收购星光行。
结果，收购到一半，置地公司又出了损招，只能先给一千七百五十万港元的现金，剩余的部分，则用商业本票欠着。
可以说，霍应东不但被打压得损失惨重，还以一种屈辱的方式，把星光行拱手让给了置地公司。
霍应东遭到明显打压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他看好新兴的货柜航运，于是独自投下了葵涌一号货柜码头。
这时候，港府提出条件，霍应东要保证，每年在码头停泊至少二十万个货柜，才能发展该项目。
要知道，现阶段，整个香江，都没有二十万个货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