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若是夺回苏家产业，你将所有田地与铺面收入囊中，明面出租、将所有生意转交他人，实则依旧掌控所有产业，届时也好替你儿寻个靠山。”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大雍朝对于商籍的管制。
前朝就是对商籍管制不严，皇亲国戚、朝中官员、各大世家与商户勾结，大肆圈钱，导致民不聊生。
大雍朝成立后，景雍帝怕重蹈覆辙，在对商人的态度上，就严厉不少。
首先就是商人世代不可科举，断了他们入仕途的可能。
其次，商户之女外嫁，若正妻，其夫婿不可入仕，若妾室，其子不可入仕。
另外，世家与所有官员皆不可令亲眷、奴仆于市开张铺面，生放钱债。
而景雍帝为避免打压太狠，适得其反。
设员外官职，正八品，与县丞同品阶，但无实权，且捐买的银子直接充入国库，每年因此所得的银子占国库进项比例颇高。
同时允许世家与官员购置田地与铺面进行出租。
另外明确设定商户判定范围。
如落山村
村民出海打渔，回来后卖鱼给酒楼并不算经商。
但如果他们打渔回来后，在县城摆个摊位，又或者租个铺子来长年累月的与民谋利，那就是经商。
百姓挑着担子卖家禽、粮食、蔬菜、野味是常态，也不算经商。
但若是租个摊位长年累月的经营，就算经商。
而游走各地的货郎，虽是小本生意，但也是经商。
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商与大雍朝的经济息息相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存之道，自是能琢磨出规则的漏洞。
世家及官员名下的铺面表面出租，实则大多是自家产业，又或是与商户签订协议，取盈利几成，为其靠山。
但这些事，只要不太过分，捅破到明面上去，景雍帝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