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提讯当年神都盐业银行经办人之一王绍贤（银行副经理）时，他说，我们为了转移目标，散布是霓虹正舍银行和山中洋行所为。
后来，邵飘萍主办的《京报》正式揭发（先透露的只是传闻）了这件事，但时间已是1925年2月间了。
此后的十年间，因溥仪无力还款回赎，金编钟一直保存在神都东交民巷盐业银行外库。
但后来去西河沿神都盐业银行调查时，账面上了无痕迹。
只是发现了该行业务科长，1930年7月23日一封自芝加哥寄给岳乾斋的信。
其中写到：「关于编钟事，前有销路。故欲知其价额若干，全套几件？……既知现有诸多问题，对于宣传须有缓进。」
其他还有「宁可暂为消极，亦不使风声外露。」
金编钟，国之瑰宝，而当事人的心迹，于此可见一斑。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神都沦陷于日敌之手。
一时风声鹤唳，岳乾斋一日数惊。
盐业银行与溥仪「抵押借款」的行径，及金编钟等故宫珍宝，成了盐行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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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如何处理。
吴鼎昌很果断地回答：「毁！」
密令一传到神都，神都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感到喜从天降。
因为故宫珍宝中，金编钟以外的金册、金塔、宝匣等金器，早已在20年代就送到廊坊头条的炉房化为金水、铸成金条了。
其余的珍宝，可以直接变为自己所有了。
但是，他的西堂子胡同自宅，虽然是一座大四合院，毕竟众目睽睽，太招人眼目。
所以他就以分家为名，将其余珍宝分别给了几个儿女。
而16枚金编钟因藏在津城盐业银行，又很贵重，保存也妥当，就当做「账外财产」留给了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