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也做了很多努力，军队的待遇也好，社会地位也罢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同时那些忠诚教育和爱国教育也不是白做的，确实起到了很多正面效果。
倒不如说弗兰茨现在最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太多年轻人想当兵，他们不想做别的只想扛枪打仗。
除了兵役以外，其实最喜欢隐匿人口的是喜欢交税的工厂主和矿场主们。
资本主义经济对于人口红利的理解一直都是“廉价、可置换、易管理”。
什么人最符合这些特征呢？那自然是黑户，也就是那些不存在的人。
这样不管有没有《劳工法》，他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不只是那些资本家愿意这样做，很多劳工也愿意这样做。
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很少被提及，但它确实有这个魔力。
很多劳工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合格的商品也对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自适应，成为黑户和那个不存在的人可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同时雇主也会许诺给他们一些好处。
一部分人的选择也在逼着其他人做出选择，当法律跟不上社会的变化时，内卷就成唯一的出路。
在这样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就完成了自我驯化和自我矮化。
即便是十九世纪的国家有心做出改变，那些已经被利益链条牢牢绑定的劳工们非但不会配合国家的政策，反而会激烈的反对，甚至站到政府的对立面。
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荒诞，但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尤其是在美国和西班牙。
不过在奥地利帝国这种问题却并非无解，因为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带来太多好处，而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弗兰茨从来不会单打独斗，教会和民族主义在此时就能派上用场了。
神棍和民族主义者对高层来说可能没什么用，甚至还会被当成一群小丑。
但在十九世纪的基层，他们的影响力是近乎无限的。
一个普通人很难不受这两种力量的影响，最恐怖的是他们的渗透性，几乎没有任何组织可以将他们隔绝在外。
三者在反对隐匿人口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实际上民族主义者是最想做这些事的人，因为民族叙事需要他们把个人整合进国家和民族。
隐匿人口也同样危害到了教会的利益，这其中既有宗教考量，又有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