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内，朱由校又要为钱发愁，却天马行空地想到了血淋淋的千刀万剐。
自失地一笑，皇帝轻抚着额头，想着发行国债的可能。
为了生产、制造、运输充足的弹药物资，以备大反攻之用，早在两个月前，天津卫的兵器火药局已经开工生产。
支起一个摊子，便是一大笔花费。尽管产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这钱也花得令人发愁。
这场战争就是单方面的投入，没有任何收益，西南的平叛战争也是一样。尽管从长远来看，战争胜利后的回报也是丰厚的。
广阔无边的土地、丰富的出产，辽东是个好地方，开发的潜力巨大。
但前景再好，眼前的难关要如何渡过？
抄家的收入逐渐减少，老虎苍蝇一起打，也不能改变这样的趋势。
清屯充饷还在进行，但也只是能保证其它北方边镇的花费；镜子、银行、市舶司、钞关等乱七八糟的收入，加在一起还是令人欣慰的，可也不够辽东和西南两场战争的耗费。
之所以把献俘礼搞得隆重而盛大，朱由校也在为发行国债作准备。胜利的希望大增，百姓才舍得把辛苦钱作个长线投资。
但面对社会全体发行国债，朱由校并不是很赞同。
所谓能者多劳，升斗小民能攒下几两银子相当不容易，而对权贵富豪，却是九牛一笔，白扔了也没有丝毫的影响。
海商总会、中华商会、江南商会，以及在京城急吼吼等着朝廷回信儿的长江商帮。只要皇帝一句话，肯定会踊跃积极，无偿捐输也大有可能。
可皇帝还有另外的想法，那就是需要发行国债，准确地说是“平辽债”，来凝聚大明的人心。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在当时，还是没有的，皇帝剽窃过来，也没有丝毫的脸红。
为什么明亡时，无论是勋贵豪富，还是人口占大多数的平头百姓，多数都充当了冷漠的看客？特别是江南士绅，只有在剃发易服时，才爆发出了一股猛气。
从古至今，王朝更替，意味着什么？只是换个效忠的主子，换个交纳赋税的官府吗？
这样的思维不仅在封建时代存在，就是在近代，又何尝不是占着一席之地？
从明朝灭亡时，多数人们的表现，朱由校得出了结论。明亡后流亡日本的朱之瑜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也在所著中写出了真实的原因。
“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之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
说白了，人们对明末的政权已经没有太多的留恋。抱着的是“管他是谁来统治，再坏又能怎样”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