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戴鹤轩已经撤诉，她很快就能释放。黄克武问我在哪儿，我说在上海。他顿时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把我训斥了一顿，质问我为什么不陪着她。
我懒得辩解，等他骂累了，我直接问他从哪里得到大齐通宝的。黄克武说你问这事干吗，我终于忍不住怒火：“我还能干吗，当然是要调查《清明上河图》的事情！您当初把大齐通宝给我，怎么回事也不说清楚，害我在戴鹤轩那里差点吃了一个大亏。现在五脉生死存亡，你们这些老前辈说话能不能直接点，别藏着掖着好不好！”
我发了这么一通脾气，黄克武那边沉默片刻，居然没骂回来。我听到话筒里传来一声叹息，然后黄克武悠悠道：“好吧，好吧，你小子翅膀硬了，连我都敢骂啦。我告诉你就是，这也不是什么丢人事。”
原来这枚大齐通宝，是黄克武在五十年代的上海买到的。当时他来上海出差，在闸北区的一家文物商店谈事情的时候，正好目睹了一起收购。
来文物商店卖东西的，是个老头子，戴着玳瑁腿的小圆眼镜，穿一身黑马褂，一看就是经营古董的老掌柜。他带着两个大木盒子，一个后生拿扁担挑着。老掌柜抖着手，一件一件往柜台上搁。
黄克武站在一旁看着，心里明白老掌柜为啥手发抖。这些买卖古董的人，要把自己心头肉交出去，那比剐了他们还难受。但大环境在那里摆着，也由不得他们选择。那时候已经解放，全国都在大改造，古董界也未能幸免。五脉都要改组学会，更别说是普通古董店铺了。这些铺子有两个选择，一是合并到文物商店去，公私合营；二是把东西都卖给文物商店。这老掌柜选择的显然是后者。
黄克武拿眼睛一扫，老掌柜带来的货色不错，明中的斗彩瓷瓶、清代的铜炉玉佛、汉代的方印、秦代的瓦当，还有几幅书画，品类很杂，搁到市面上都能卖出好价钱。
负责收购的是个小青年，老掌柜搁得特别小心，他却不当回事，随手拿起来乱看。等到老掌柜摆完一箱，小青年拿着笔一点，说一件五块，一共二十件，那就是一百块钱。老掌柜当时就急了，说同志你不能这样，文物哪能这么报价。小青年眼皮一翻，说我这规矩就是这样。老掌柜“唰”地展开一幅画，说这是孙克弘的《溪边对谈图》，从前要卖八十银元都不止，又拿起一块墨，说这是查士标亲笔题写的松墨，光这两样就得两百多银元。
小青年听得不耐烦了，拿手一挥：“那是旧社会，都是封建地主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现在可不兴这一套。一件四块，你要还啰唆，就三块一件了，你自己掂量着看。”老掌柜气得要死，一跺脚，说我不卖了。小青年冷笑：“你不卖给文物商店还能卖哪儿去？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其他商店，让他们就按这个价给。看看你的脚程快，还是我的电话快。”老掌柜站在商店门口，放声大哭。
“这是哪家古董铺子？”我问。
黄克武道：“我不记得了。不过你可以去问问那个小青年。”
“叫什么名字？”
“他叫刘战斗，现在是上海书画鉴赏协会的副秘书长，刘家在上海的负责人。”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这小青年居然也是五脉的人，而且现在地位已经这么高了。我还想多问黄克武一个问题，可他说必须得走了，然后就匆匆挂掉了电话。
挂了电话以后，我有点犹豫。自从《清明上河图》的事情爆发以来，五脉的产业在全国各地都遭受重创。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我是这场劫难的始作俑者。媒体把我捧得越高，他们就越抵触我。刘一鸣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建议我不要借助五脉的力量，自己偷偷调查。现在如果我去找刘战斗，等于是自己公开了行踪。
可随后我转念一想，那些记者肯定已经发了稿子，我实际上已经被曝光了——那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在这个紧要关头，不能再顾虑那么多。
邮局这里有电话簿，我没费多大力气就查到了上海书画鉴赏协会的地址，立刻赶了过去。
这个书画鉴赏协会坐落在黄浦区淮海路上，是一栋蓝白相间的三层法式建筑，从前是某个英国商人的宅邸，街道两侧都栽满了法国梧桐，环境相当好。我赶到以后，对收发室的人说找刘战斗，然后亮出公安八局的证件。
方震给我的这个证件，真是相当方便。收发室的人一看那几个烫金的字，二话没说，立刻给我指了刘秘书长的办公室位置。我到了办公室，敲了敲门，里面说请进。我推门进去，屋子里的陈设和刘一鸣的小汤山别墅风格很像，淡雅简朴，墙上挂这几幅龙飞凤舞的书法，落款都是一些高层领导人。向阳的窗台摆了十来盆盆景。一个中年人正手执剪刀，在埋头修饰。
“您好，我是许愿。”我开门见山地说。
中年人一听这名字，立刻转过身来。这人背头梳得一丝不苟，嘴唇薄得像两枚刀片，脸倒是很胖，不过不见一丝皱纹，下过工夫保养。他先深深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坐回到办公桌前，把剪刀放回抽屉，又拿起眼镜布擦了擦眼镜，晾了我足足两分钟，才冷笑着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许大名人。你来我这儿，是又发现什么假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