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张商英是不问那个衙门口，只问官大小。
凡是给的官大的，只要那个地方要自己，他就一脚踏进去。
可想而知，他这种急迫追人的作法，不会有人喜欢，多半适得其反。
谁也不喜欢那种毛躁脾气，稳妥才是要领，尤其是他的年龄到了那里。
接着在哲宗施政初期，张商英又搞出了事端。
那时因为种种原因，庙堂对新法中有些不便于民之处，稍有更改。
张商英见到了，觉得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趁机又来上言，大张其论。
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
这是借用了孔夫子论语的说法，用他当鞭子打人，意思是说你们太性子急了，以至于违背了孝道。
这就是把当时可以说上话作出决定的君臣一网打尽，说他们都是不孝。这个罪名太大。
在宋代，不孝是大罪，承袭了盛唐对不孝惩治的律法，都很严厉，犯者必究。
也就是说，如果张商英有关“父之道”的指证，确定为不孝犯罪，那么所有人都要被惩罚，包括皇上。
不少罪行可以有例外，特殊的人物可以豁免或者减轻，而不孝罪不能豁免，也不能减轻。
因为不孝罪的本质是人伦大罪，而人伦只要是人，都必须要按照遵行，否则就不是人了。
当皇上确实位高权重，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人，那他也不干是吧。
所以张商英的这个奏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夸大其词，哗众取宠，关键是不符合实际。
而且他也根本就不是那种固守成规的人，这样说，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图谋自己出头。
可是如此一来，两边的重要人物都被他给得罪了。
因为小小改动，双方都可以看成那是自己主张的胜利。
保守派觉得胜利了，因为他们撬开了坚冰，有了起头就有希望。
改革派则保住了基本改革成果，也是胜利，起码没有大踏步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