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东西出题，完全随皇帝心意，尤其是在大明朝，比如洪武年间的会试就从不出孟子；有些皇帝比较懒，就会交给翰林院编修去出题，就会非常严格。
有的皇帝则是自己出策问，比如崇祯七年，二十三岁的崇祯皇帝就搞出了策问十问，问策天下。
崇祯这十问，问的好不好？很好！
崇祯七年、十年、十三年的殿试策问，可谓是道尽了明末的所有问题。
但是从现象里剥离问题，并不是难事。
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呢？又应该如何解决呢？
问一帮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人，靠嘴炮能解决问题吗？
崇祯在崇祯十年又问了一件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唐朝时任用刘宴、李抱真，不到三年就可以富国强兵？咱大明朝，咋就不行呢？
其实答案大明太祖高皇帝早就说过了，元以纵失天下。
大明除了洪武、永乐年间，对肉食者，依旧是太过于宽宥了。
朱祁钰是从论语、孟子、礼记里面选了随便选择了三句倡议节俭、勤勉的词句，让学子们自由发挥，策问也比较简单的主要从道、德、功，三个方面去入手。
“臣不看。”于谦头皮发麻，皇帝又在下饵。
科举本来不管他的事儿，这要是出个科举舞弊案，他不是凭白受牵连，多看一眼，算他输。
朱祁钰叹息，于谦他不咬饵儿。
自从李宾言离京之后，朱祁钰又陷入了长期的空军的状态，水猴子不挂鱼，他钓鱼又钓不上来，大计抽水计划，又得等到会试、殿试之后才能展开。
于谦要是如同胡濙那般，能够不遮不拦的在朝堂上，大声的喊出，臣诚无德也，拿出那股子「楚曰：我蛮夷也」自保的架势，还需要朱祁钰费这么大劲儿？
于谦太过于君子了，一些小人要对付他，实在是太过于容易了。
自古以来，君子都比小人好对付的多。
比如京师之战后，那么多御史弹劾于谦，朱祁钰杀了以顾耀为首的三个御史、外放了陈镒和贺章，这些人其实当初都攻讦过于谦。
但是于谦从来不想着对他们进行报复，更不申辩，端着一股子大丈夫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劲儿，就那么矗在朝堂上，做道德标杆。
这样的人，会成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