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农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章士钊等民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并且更进一步，从深层次的中西文明比较的维度来阐述农业文明之优劣。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和《文化学大义》中，钱穆把世界诸文明的起源划分为三种，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地理环境。
“世界人类文化在源头上，有三大类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大抵游牧发展于草原高寒地带，耕稼则多在温带平原河流灌溉之区，商业则繁盛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而钱穆又进一步指出，这三种类型其实只需分为两类：农业文化，游牧与商业文化。
钱穆比较分析了内含于这两种文明深层的不同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游牧与商业文化具有诸多根本性的共同特质。首先，这两种文化都需要向外依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流动，而商业民族同样在利润的追逐下不断迁徙。
这种不断流徙的生存空间，赋予此种文化鲜明的敌我意识，因而具有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和生存竞争，进一步赋予游牧商业文化的个体以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即“富工具感”，同时也由此生成了这一文化发达的经济理性。因此这种文化在后来往往在寻求富强的能力上更胜一筹。
我们不难看出，钱穆所说的游牧与商业文化正是他对西方文明源头的类型学剖析。紧接着，钱穆实际上通过分析该种文化的弊端，来分析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病症。首先，这种文化由于不足以自存，所以要不断向外扩张征服，然而空间是有限的，一旦到达扩张和征服的顶点，就必然面临着衰落和死亡；其次过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和工具观具有一种“反噬”功能，当人类不断征服自然，不断将外物作为自身的工具之时，“乃自陷于工具之依存。故先则人为主而器为奴，继则器为主则人为奴”，现代的机械生产和科技同时也在异化着作为主体的人类。
钱穆对中西文明的类型学划分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不难想到，身居“草原高寒地带”的苏联和位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的英美，正是当时世界上陆地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典型代表，在钱穆看来，基于海陆二分的这两种文明在本质上都是西方文明衍生出的两个分支，既共享着同样的文明优势，自然也都具有同样不可调和的根本弊病。钱穆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这一观点，即从文明传统而言，英美等自由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的苏联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既不能走向西方意义上的海权，也不应走向苏联意义上的陆权，而是要走出自己的文明道路。
因此中华农业文明不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补充和调和，而是一种从源头上就与之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在钱穆看来，由于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农业民族往往轻工具，不尚征服，社会组织散漫但人伦观念极重，轻财而质朴，安足而纯一。
这些特点恰恰站在了游牧与商业文明的对立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文明的天人关系上，农业民族强调天人交合，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固守耕作，生于斯，老于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土地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价值意义，继而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中国文化把人生和社会视作浑然的一体，个体的“小我”与大自然亦为浑然的整体。
钱穆认为，农业文明使人安足，不相争夺的精神特质能够带给人类真正的良善的生活，因此农业文化才是“人生理想之最先步骤”。同时，农业文明亦具有一定的缺陷，如不擅于富强之道，往往易于被他人侵略而不能自保。因此，农国需要“大陆”这一地理特征作为其保障。
“（农业文明）其小型者，易受外界征服文化之侵凌而不克抵御……如中国则为大陆农国……故其文化继续绵延，且有新生。亦由团结力强，不易为外围侵略所征服。”
钱穆在此同样借助了文明比较的视野，他指出，古代其他的农业国家，如巴比伦和埃及都是小型农国，因此“其内部发展易达到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
而中国作为古代唯一的大陆农国，“自始即在一大环境展开”，不仅有利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构建，而且抵挡异族入侵的能力更强，因此得以文化绵延数千年。
然而晚清以降，中国文明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文明，而是以泰西诸国为主体的西方新型工商业文明，其特征“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传统中国文明的大陆农国特征已经不足以应对西方诸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全方位挑战。
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在于返本开新，将大陆农国与新工业相配合，用新式的机械科技发展农业，同时将国家战略的重心放置在内陆，实现文明转型。这样的文明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安足，并且“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
最后要指出的是，钱穆绝非不重视海洋，实际上，在钱穆“大陆农国”的地理规划中，海洋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钱穆继续诉之于历史规律的总结，他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人文基点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一个半环形，正是“大陆与海洋交割的边缘”。
从春秋战国的齐鲁之地，到明清的江浙，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民族新生命力的焕发，都发端于这一“中国弧”之上。
晚清以降这一弧形已然扩充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南。1942年前后钱穆辗转川滇等地，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这段人生经历使得他对云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地理印象颇深。1947年钱穆在《昆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新生与云南》一文，从地理要素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历史特征以及中国文化新生之大势。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不断有新地域之新人文参加活动，常使之有新生气与新力量”，这一点是中国文化得以历经数千年而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广阔的文化疆域和规模对文明存续而言至关重要，“欲求一国文化之常荣不谢，则先求其疆域之恢宏，为一统之大国”，只有如此方能不断有新地域和新人文代兴，维持一个文明体得以长盛不衰。
而在钱穆的时代，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正是这样一个新地域，他明确提出：“今论中国文化新生机之所托命，一曰东北，一曰西南。”从气候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云南气候温暖宜人，交通条件则为“国家之奥区，脏腑腹地”，较之直面北方劲敌的东北更优。
从历史条件来看，云南在中国以往文化地位中不占重要位置，但如今国内外交通发展，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西南，云南地区亦得到区域开发之助力，有此机运之功与人事之助，今后云南人文“在不久的将来，宁有不为中国文化之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者？”
同时钱穆认为，这一半环形的地理空间，尤其是新近的东北和西南沿海将预示着中国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