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补充一点。工人们的热情很高，但许多工厂机器老旧，缺乏维修，故障频发。
更关键的是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流失问题，一部分人跟着旧政权跑了，留下来的也面临待遇和思想上的波动。
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基础设施修复上立了功，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是花钱也难立刻买来的。”
内务委员恩斯特·台尔曼的代表汇报了社会层面的问题：
“社会稳定方面，总体可控。
但希法亭同志提到的‘剪刀差’和黑市问题，正在滋生不满情绪。
城市里出现了针对物资短缺的零星抗议，农村地区则有隐瞒粮食产量的情况。
旧势力的残余分子和西方派遣的破坏者，正在利用这些经济困难进行煽动。
我们的‘维和’部队在立陶宛，但内部的‘维稳’任务同样艰巨。”
总政委约翰·施密特从思想层面提出了问题：
“随着军事压力的暂时缓解和平静期的到来，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两种危险倾向。
一种是‘革命到头’的松懈思想，认为可以享福了，追求待遇和享受；
另一种是急于求成的‘左’倾冒进情绪，希望立刻实现完全的公有制和配给制，忽视了我们目前生产力的现实水平。
这两种思想都在侵蚀我们的战斗力。”
最后，罗莎·卢森堡发言，她的关注点始终在根本原则上：
“我同意各位对经济困难的分析。但我想强调的是，在应对这些困难时，我们必须警惕解决方案本身可能带来的异化。
是更多地依靠官僚体系进行强制征粮和配给，还是更多地依靠激发工人委员会、农民协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是优先满足军工和重工业，还是更多地关注民生疾苦？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关系到我们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
韦格纳一直静静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等大家都说完了，他放下笔，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
“好啊，大家都说了实话，亮了家底。成绩有，但问题更多，更复杂。这说明我们的共和国还只是一个身体虚弱、但志向远大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