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第三议程是政治协调与国际立场。
契切林和蔡特金两位外交委员展开了谨慎的试探。
契切林首先划定框架：
“在公开层面，莫斯科和柏林必须展现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这包括：在国际事务上协调立场；共同支持殖民地解放运动；对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反苏反德宣传采取一致回应。”
蔡特金点头补充道：
“但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各自的外交自主空间。”
“那么共产国际的地位呢？”
季诺维也夫发问，这是他最关心的领域，
“德国作为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之一，如何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维护国际共运的统一领导？”
韦格纳开口道：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同志，德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国际的忠诚成员。
但我们认为，国际共运的领导应该体现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引领，而不是对各国党内事务的具体干预。
特别是当某国已经成功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后。”
韦格纳看向托洛茨基：
“正如苏联共产党不会接受其他国家党对你们农业集体化速度的指令，德国党在如何组织国民经济、如何处理与邻国关系等具体问题上，也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做出判断。”
托洛茨基沉默片刻，选择了一个巧妙的角度回应：
“那么我们可以达成这样的理解：
在涉及世界革命战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根本立场等原则问题上，各国党通过共产国际平台协商一致；在具体国家建设路径、日常政策实施等问题上，各国党自主决定。
共产国际的决议，对尚未夺取政权的党具有约束力，对已经执政的党具有指导意义。”
“我同意这个区分，同时，德国愿意在共产国际框架内承担更多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