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一点丑闻都会被国际资产阶级媒体放大，
‘德国殖民者凌辱意大利妇女’——那样的舆论灾难，我们承受不起。”
韦格纳最终拍板：
“纪律草案原则通过。但要修改一下：
‘严禁发展不当情感关系，确有特殊情况需及时向组织报告，由联合工作组党委评估处理。’我们不搞一刀切，但必须严格管控。”
韦格纳环视众人：
“同志们，这次派遣的意义，我想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是在输出‘德国模式’，而是在帮助意大利同志找到‘意大利道路’。
所有人员必须牢记：你们是学生，是助手，是同志——唯独不是监工，更不要有高人一等的心态。”
“如果谁抱着‘我们是先进国家来指导落后国家’的心态，”
韦格纳的声音冷了下来，
“那就不要去了。这样的人去了，不是在帮忙，是在破坏。”
会议最终形成决议：
立即成立“意大利解放区援助工作组”，由施密特任组长，卢森堡、台尔曼任副组长。
按“行政技术、文教宣传、政法骨干”三组模式，在七日内完成三百人选拔和培训。
台尔曼的内务部负责制定详细安保和纪律实施细则。
外交部同步准备国际宣传口径，强调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行为”。
所有派出人员薪资由德国政府承担，不得增加解放区财政负担。
散会时，已是午后一点。
委员们陆续离开，韦格纳独自站在窗前，看着柏林午后的街景。
韦格纳想起了自己刚穿越到这个时代时的困惑——那时他满脑子都是如何“复制”一场成功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