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电报在桌子上摊开，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于清晨抵达，随附的审讯记录摘要中，那句“我曾给韦格纳同志写信”的字样被红笔圈出，显得格外刺眼。
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十月底的冷风灌进来，吹动了桌上的文件。
韦格纳走到窗前，望向南方。
“所以那封信真的存在吗？”
韦格纳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台尔曼将内务部的检索报告推过桌面：
“主席，1919年至1920年间的外文信件归档确实有漏洞。
当时每天有上千封世界各地的来信，很多没有明确寄件人的信件被归入‘待处理’类别，后来在档案室搬迁时丢失了一部分。”
台尔曼顿了顿，
“但如果我们真的收到了墨索里尼写的信，应该会有留存记录的。”
“也许墨索里尼用了化名。”
施密特摇了摇头，“或者这封信根本就没送到柏林来。就当时的那个情况，在运输途中出问题是很正常的。”
韦格纳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的三位同志：
“假设那封信真的送到了我的办公桌。
假设我真的读到了一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前社会党人，表达他对德国革命的‘钦佩’和‘寻求指导’的愿望。
你们认为，我应该怎么回应？”
克朗茨第一个回应，
“我的建议是立刻销毁信件，将此人列入潜在危险分子名单。
一个能在1914年背叛社会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人，同样可能背叛任何信仰。
投机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