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因素是德国的援助。1921年后，德波关系进入微妙期。
柏林表面上与华沙保持正常外交关系，暗地里却通过多条渠道支持波兰左翼：
在但泽自由市设立“文化交流中心”，实为波兰共产党流亡人员的集结地和情报中转站
通过德裔少数民族社区传递资金和宣传材料
在德国境内培训波兰共产党军事干部。
第二个因素是农村工作的突破。
1923年，在德国同志的秘密指导下，波兰共产党在卢布林地区启动了“农民合作社实验”。
他们绕过当局监管，帮助农民组建地下购销网络，以高于政府收购价10%-15%的价格出售粮食，再用利润购买廉价农具。
到1924年底，这个网络覆盖了三个省的二百多个村庄，为党赢得了第一批坚实的农村支持者。
法国共产党起义及其后组建联合政府的消息，也对波共产生了影响。
在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的秘密集会上，党员们激动地讨论：“如果法国同志能做到，我们呢？”
但党内路线斗争也因此激化。
“法国道路派”（以莱什琴斯基为首）主张：
“学习法国同志的经验，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主阵线，通过议会斗争与群众运动结合，逐步取得政权。”
“革命行动派”（以年轻的理论家罗曼·赞布罗夫斯基为首）则批评：
“法国模式是妥协！是投降！波兰需要的是武装起义，是苏维埃！”
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同志则走中间路线：“法国经验要学，但不能照搬。波兰农民占人口65%，我们必须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城市工人运动与农村斗争结合。”
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政变建立“萨纳齐”独裁体制时，波兰共产党正陷入激烈内讧，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这成为党的深刻教训。
意大利战役的进程成为波兰共产党战略辩论的试金石。
“法国道路派”指出：“德国和苏联通过支援意大利共产党，证明了国际主义团结的力量。我们应该争取成为下一个得到国际支援的革命力量。”
“革命行动派”反驳：“但意大利最后分裂了！如果不是德国和苏联直接出兵，意共的同志们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们应该要求莫斯科和柏林也对我们提供军事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