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同志，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与千差万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首先我要承认：印度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德国道路的简单复制。”
“印度的特殊性在于，阶级压迫与种姓压迫、宗教矛盾、民族问题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英国殖民者将这些矛盾制度化了，使其成为维持统治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艰巨。
你们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还要在思想上对抗千年积淀的社会意识，还要打破人为制造的宗教与种姓隔阂。”
“因此，我对印度革命的具体策略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印度党必须对本国社会结构进行比任何国家都更细致的研究。
种姓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群体、不同职业阶层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农村的柴明达尔制与城市的买办资本如何勾结？
哪些社会矛盾是首要的、哪些是次要的？没有这种深入的了解，任何革命策略都将是空中楼阁。”
“印共的同志们还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印度，单纯依靠产业工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在总人口中比例有限。
必须将受压迫的农民、不可接触者、少数民族、进步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同样受压迫的中等种姓都团结起来。”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印度党应当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权，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决定最有效的斗争方式。”
韦格纳最后总结道：
“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指示是：
稳固当前形势，扩大影响力，缓步推进。
我们不期待印度在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现实的。
但我们期待印度共产党能够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将党的组织扩展到英国印度每一个省份，建立覆盖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会网络，在农村发起有组织的减租抗税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持续批判种姓制度和宗教蒙昧主义。
最重要的是——让千百万印度人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所受的苦难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可以改变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