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5日晚上八点，皇后区阿斯托利亚街一栋三层公寓的顶楼房间里，三十岁的邮递员约瑟夫·科瓦尔斯基第三次调大了收音机的音量。
播音员的声音缓缓传出：
“……今日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新高，报收于312.47点！较年初上涨37%！
华尔街分析师普遍认为，这一历史性涨势将持续到明年，有望突破四百点大关……”
约瑟夫的手因为一种近乎生理性的亢奋在颤抖。
他猛地站起来，在狭小的厨房里踱步，地板在他沉重的脚步下呻吟。
八年了，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背着沉重的邮包走遍皇后区的每条街道，在酷暑中汗湿制服，在严寒中冻僵手指。八年，攒下了1800美元。
这笔钱原本有神圣的用途：首付买下街角那栋带小院子的房子，院子里可以种佩特罗维奇喜欢的玫瑰；然后迎娶相恋五年的未婚妻。
“等我们有自己的房子就结婚。”
这是他对佩特罗维奇的承诺，说了三年。
但现在，收音机里那个声音正在摧毁这个承诺——不，是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上周六，约瑟夫在常去的“托尼理发店”等待时，听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对话。
理发师托尼正挥舞着剃刀对另一个客人说：
“我表弟萨尔，去年还在华尔街给人跑腿送三明治。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客人摇了摇头。
“他用五百美元开了个什么……保证金账户！买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股票！”
托尼的剃刀在空中划出弧线，
“现在？三千美元！整整六倍！他上周辞职了，在长岛买了辆车，带女朋友去大西洋城度假！”
码头工人吹了声口哨：
“狗屎运。”
“不，不是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