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第三个人了，两人同时转头。
第三个人是迈尔斯·斯特林，三十一岁，第二代爱尔兰移民，在华尔街做了八年股票经纪。
三天前还是“斯特林-沃森经纪公司”的合伙人，现在公司破产，他个人负债四十二万美元。
“啊哈！”迈尔斯夸张地摊开手，“派对已经开始了？抱歉我来晚了，电梯坏了——或者说，停运了，因为大厦管理处没钱付电费。我爬了二十二层楼梯。”
他走到两人身边，从皱巴巴的西装内袋里掏出半包骆驼牌香烟。
“来一根？最后一包了。本来打算今天卖掉股票后买条好雪茄庆祝的，结果……”他耸肩，“市场替我庆祝了。”
三人沉默了几秒。风更大了。
“按什么顺序跳？”迈尔斯问，“按年龄？按负债金额？还是按后悔程度？”
“按学术荣誉吧。”约翰说，“博士有诺贝尔奖，应该优先。然后是金融家，最后是赌徒。”
普朗克摇头：
“不，应该按贡献。杰克逊先生至少创造了就业——虽然现在那些员工也在找地方跳楼。
斯特林先生至少提供了……娱乐？而我，只是把钱转移到了美国股市。”
迈尔斯笑了：“博士，您这话说得像马克思主义者。”
“我只是开始理解马克思了。”普朗克望向远方，“他说的对，资本会吞噬一切，包括试图玩资本游戏的人。”
“我骗了一个寡妇。”迈尔斯突然说，
“她七十四岁了，丈夫留下的保险金四万八千美元被我说服买了联合碳化物，告诉她这是‘未来的石油’。上周她打电话问我情况，我说‘暂时调整’。
昨天她儿子打电话说，老太太心脏病发作，没抢救过来。”
他把烟头弹出去，红色光点在空中划出弧线，消失在下方的虚空。
“我设计了一个模型。”约翰说，“预测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是87%。但我告诉自己，我还有13%的胜算。实际上，那13%只是我的贪婪给自己留的借口。我用客户的八千万美元，赌那13%。”
“你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迈尔斯又点了一根烟——最后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