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制度。咱们当年是直接没收了战争投机者的财产，把关键工业收归人民所有，才有了启动资金和计划经济的底子。
他们敢动洛克菲勒、摩根那些大资本家们的一根毫毛吗？我看悬。”
“所以倒霉的还是普通人。”
老奥托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就像咱们的法国邻居。我侄子前年去巴黎做过技术交流，说那边工人本来日子刚有点起色，这一下……全完了。
咱们厂里这批改装的运输车底盘，不就是工会联合会接到任务，要紧急支援法国同志那边的‘冬季互助会’运输物资的吗？”
提到法国，更衣室里的气氛多了几分同情和严肃。
“《柏林日报》的社论说得好，”
贝克尔回忆着，“那是两种制度的考场。咱们这边考卷答得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法国那边……资本主义政府的卷子眼看就要答砸了。”
年轻的工人若有所思：
“我看了法国同志让诺在议会的发言记录。他提出的‘国民经济紧急委员会’其实很有操作性，如果真能实行，至少能保住法国民众的基本民生。
但那些资产阶级议员是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上的死结。”
贝克尔总结道，他文化程度在厂子里不算最高，但长期的工会参与和集体学习，让他对政治经济有了直指核心的理解，
“法国南方的工人农民同志们，如果等不到议会里的解决方案，那他们的出路就只有两条了：
要么默默忍受冻饿，要么……就得自己寻找别的出路。
就像咱们当年在1918年冬天所做的那样。”
贝克尔语气平静，但话里的含义让几个年轻工友神情一凛。
“咱们能帮上什么忙？”
一个年轻女工问。
“完成好我们手上的工作，就是对法国人民最大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