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德国同志怎么做的。
大企业国有化了，工厂委员会说了算！
国家组织培训，搞基建创造新岗位！
为什么？因为工厂是工人的，国家也是工人的！”
“咱们法共在北方实行的，也是这个理！那些已经被我们工人掌握的地盘，饿死过人吗？工厂关门后工人流落街头了吗？没有！”
演讲的最后，老师傅务实地说：
“所以，面对老板的降薪威胁，我们第十六冶金工会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第一，成立应对小组，摸清厂里真实账目，他要是真亏了，亏多少？
第二，联络其他受影响工厂的工会，要行动一起行动。
第三，准备谈判底线：
缩短工时可以商量，但工资不能降，裁员绝对不行！如果谈不拢……同志们，我们的自卫队在训练，北方的兄弟工会也会支援。
资本家最怕的不是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团结起来后，他们再也无法为所欲为的力量！”
掌声雷动。
斯诺快速记录着。这与他参加过的任何政治集会都不同：
它扎根于最具体的生存威胁，提供的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现实应对方案，并将德国模式作为可参照的、成功的范例。
工人们眼中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坚定和有条不紊的准备。
第二天，他参观了第十八区一所由旧教堂改造的红色夜校。
这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工人。教室分门别类：
有的在扫盲，教师是戴着眼镜、态度耐心的年轻女工；
有的在学习基础数学和机械制图；
最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同志在讲解如何看懂工厂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