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危机深度不同。
当年是局部行业冲突，现在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崩溃，从华尔街到伦敦城，资产阶级政府的信用和信心都在瓦解，统治阶级内部的恐慌和分歧比当年大得多。
第二，国际环境不同。
当年我们几乎是孤军奋战，现在呢？一个强大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在对岸，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心理威慑和对我方工人的巨大鼓舞。
法国革命更是一触即发，成功可能性很高。
国际力量对比已经改变。
第三，我们自己也在改变。”
坎贝尔拿起几份德文翻译过来的材料：
“我们学习柏林的经验，不仅仅是学理论。
德国同志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们始终将政治斗争与工人最迫切的经济生存需求紧密结合，并通过强大的、扎根基层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将这种结合制度化。
我们过去太执着于政治口号，是有些脱离实际的。
过去一年多，我们在失业委员会、租户联盟、小型合作社上的努力，虽然微小，但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在部分工人心中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喊口号的人，也是真正能帮他们解决一点实际问题的人。
这次提议的罢工示威，必须明确与反对削减救济、要求工作或足够生存的保障、停止驱赶租户这些具体诉求捆绑，它首先是一场经济生存斗争，然后才是政治示威。”
一位来自南威尔士的矿工干部插话道：
“我们那边的同志们快活不下去了！工党那些老爷们只会叫我们忍耐、相信议会程序。
去他妈的议会程序！程序能变出面包吗？
我们只有饿死和反抗两条路！游行可能会被抓，但不游行肯定是慢慢等死！
我带来的消息是，威尔士的很多矿工，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准备好了，只要有人领头，他们就上街！”
他的话引起了几个来自工业区干部的共鸣。
房间里响起了低沉的附和声。
英克平脸色更加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