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老师……她没怎么批评海因里希,反而把马克斯和我叫到一边,说我们……说我们不懂得团结同学,影响集体和谐,说马克斯应该学会分享,
说我……说我冲动、不考虑方式方法……明明是他先欺负人的!老师为什么不说他?”
弗雷迪越说越激动,小脸涨得通红,
“而且……而且我听见,后来老师私下里跟海因里希说话,声音可温和了,还摸了摸他的头……对其他同学,她都没这样过。”
韦格纳静静地听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眼神变得深邃。他把儿子抱到自己腿上,让他靠着自己。
“弗雷迪啊,你今天遇到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幼儿园,但它就像一面小小的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里一些不太好的苗头,
一些我们正在努力克服,但还没有完全消灭的东西。”
弗雷迪仰头看着父亲,似懂非懂。
“你看,路德里希小朋友,他觉得自己可以欺负别人,底气从哪里来呢?
从他爸爸是个重要的干部这个想法里来。
他觉得这个身份给了他特权,可以比别人高一头。
这种想法,是哪里来的?
可能是他家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也可能是像克劳泽老师这样的大人,因为他们父母的身份,就对他们格外客气、甚至纵容,慢慢惯出来的。”
韦格纳用食指轻轻点了点儿子的鼻尖,
“这叫特权思想,是旧社会留下来的臭毛病。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干部的子女,更不应该有这种思想,反而应该更加谦虚,更加守纪律,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应该更近才对。”
“那……老师为什么不对呢?”弗雷迪问。
“老师的问题,就更复杂一点了。
她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她心里也残留着一点旧观念,觉得干部家庭惹不起,或者想通过讨好干部子弟,为自己谋点方便,这是私心作祟,丧失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公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