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师处理不公,你可以回家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去反映问题。
记住,我们反对错误的东西,既要勇敢,也要讲策略,团结大多数同学,孤立那个犯错误的。”
韦格纳顿了顿,
“最重要的是,弗雷迪,你要记住,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你心里那杆衡量对错的秤,不能歪。
不能因为别人有特权,你就认为欺负人对;
不能因为老师不公正,你就认为坚持正义没有意义。
我们建设新社会,就是为了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到每一个角落,包括你们的幼儿园。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多像你这样的小战士去努力,甚至需要斗争。”
弗雷迪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那种迷茫和委屈被一种混合着理解和斗志的光芒取代。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爸爸!我没错!下次我还敢!而且我会更聪明!”
“这就对了!”韦格纳欣慰地笑了,
“我们的小战士,经过风雨,才能成长嘛。
好了,去洗洗手,准备吃饭,妈妈做了你爱吃的香肠。”
晚餐时,弗雷迪明显恢复了活泼,叽叽喳喳地跟父母讲着幼儿园其他趣事,暂时把不快抛到了脑后。
饭后,韦格纳帮安娜收拾好厨房,两人来到小书房。
窗外夜色渐浓,柏林城的灯火次第亮起,宁静而充满生机。
“今天弗雷迪的事,你怎么看?”
安娜给韦格纳倒了杯水,自己也在对面坐下,眉宇间带着忧虑。
“你都听到了。”
韦格纳叹了口气,
“我最近在一些报告里,还有和施密特、台尔曼同志的交谈中,都隐约感觉到这股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