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修成了自己的高速公路，不是吗？
现在他们要帮整个欧洲修。而我们在做什么？修路？我们在拆路。拆自己的路。”
他走回王座前，坐下。
“将军，你说，我们还能撑多久？”
贝伦格尔沉默了。
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九三零年的西班牙，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
表面上，它还是君主制。国王还在王宫里坐着，将军还在内阁里开会，教堂的钟声还在每天敲响。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
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巴斯克地区要求独立。安达卢西亚的农民在饥饿中挣扎。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在地下挖煤，上来后发现自己挖的煤卖的钱还不够买面包。
军队里，一部分军官效忠国王，一部分军官同情共和派，还有一部分军官——尤其是年轻的下级军官——私下里传阅着从法国和德国来的宣传材料。
教会里，主教们在讲坛上痛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而年轻的神父们在贫民窟里看见的，是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和卖笑的母亲。
知识分子们分成了两派。一派在咖啡馆里争论“西班牙的独特道路”，另一派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而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明天能不能吃饱饭？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悄悄壮大。
一九二零年，西班牙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百个党员。他们在地下活动，印刷秘密报纸，组织小规模罢工。警察随时可以抓人，监狱里关满了“赤色分子”。
但到了一九三零年，情况变了。
法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德国模式的示范效应，给了他们清晰的路线。波罗的海三国解放的消息，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梦想，是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一九三零年，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农民交不起地租，工人买不起面包，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人们开始问：为什么会这样？谁能改变这一切？
共产党给出了答案。
他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委员会，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