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得好是杂志社应当应分,做不好杂志社活该挨骂。
真要为君安、要为《那个男人》,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
屠光群也并非完全否定:“把这书推给《十月》,他们那边正好缺稿,以现在的质量来看,不会有问题。”
“可君安是奔着《人民文艺》来的,”崔道义无法接受这种处理方法,“是我主动写信向他约稿,他必然也是经过再三思虑才把文章投过来。君安对我、对杂志社抱有如此大的信任,我岂能把它推到别人家去?”
屠光群吃掉最后一口馍。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跟我一起去找张广年主编,”崔道义握紧拳头,“如果张主编也说不行,我亲自向君安谢罪。”
“行,”屠光群点点好友的餐盘,“快吃吧,窝头都要凉了,本来就硬,一凉更难吃。”
崔道义咬口窝头,玉米面呈现出罕见的颗颗分明的口感,在口腔里疯狂吸吮水分,腮帮子也随着咀嚼发出酸疼的惊叫。
他费劲巴拉地咽下去:“……谁又惹大师傅了。”
下午一点半。
两人一同敲响主编张光年的办公室。
张广年是一位老同志,最著名的作品包括《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是文学改革的领头羊,主张“文学要反映时代,也要引领时代”。
他在去年主持拍板了刘鑫武《班主任》的发布,也在今年七月份同意了《调音师》的转载。
“主编,君安的新作到了,”崔道义递上稿件,“请您过目。”
张广年没立刻翻阅,反而笑吟吟地瞧向面前两人。
“怎么回事?你们俩难得一块过来找我。”
屠光群言简意赅地总结两人的争执。
“我不认为杂志社应该冒如此不值当的风险。”
崔道义反驳:“我们在讨论文学,讨论纯粹化的文学,便不该畏手畏脚,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没有否认君安不好,只是《那个男人》危险性太高,不可控程度太高,不适合《人民文学》,”屠光群还是那句话,“隔壁《十月》对这类作品翘首以盼,我愿意亲自为君安引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