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不到三分钟，一进入办公室，便察觉到微妙的压抑感。
一整层的大房间内，没有任何喧哗与杂音，只偶尔听得拆信发出的沙沙声，与钢笔划破纸页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声响。
不少同事早已到岗，使劲将脑袋埋进桌面上那堆厚墩墩的牛皮纸信封山中。
朱伟下意识放缓脚步，小心翼翼地挪到工位，屁股坐稳，他悄悄戳下旁边的李清泉，用嘴型询问。
“怎么回事？”
李清泉苦笑着丢出一张报纸。
朱伟慌手慌脚地接过去，这是一份分量不算轻的日报，头条是两国建交的重量级消息，紧接着便是——【论君安创作的三宗罪！】
这口吻不太对劲，他立刻心底一突突，再仔细扫眼其中的内容，整个人更是呆若木鸡。
说句实在话，君安被骂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普遍到绝大多数编辑都不以为然。
从出道作《调音师》开始，争议与质疑便常伴君安左右，《那个男人》正式刊登后，各类刁钻找茬的评论也不绝于耳。
有评论家认为君安创作步子太大，近乎全对话的文学行事太古怪；有评论家认为庄生的“长生不老”是虚假说辞，也有评论家认为使用《庄子》的哲学不合时宜。
这些声音在10月份比较多，在三刊会议记录发布后便少了许多。
《那个男人》背后好歹站着《人民文学》，整体舆论风向也相较前些年放开许多。
市面上虽仍有非议，却多以正向讨论为主，就连杂志社内部也没当回事，只当极端群体是被镇住。
哪成想，这狗吠还能推迟三个月才袭来。
这三宗罪也可谓“三骂”。
一骂君安妖言惑众。
其文通篇真假掺杂、鱼目混珠，假借生物演化规律、哲学经典命题等真实知识框架，却在其中编造虚假案例、歪曲核心内涵。
尤其在第三期的内容中，对太白醉月、《乘兴帖》的描摹与解读，更是荒诞无稽、全然背离史实，，更要攀扯早已经失传的《乘兴帖》用以论证。
这般以真实知识、历史典故为幌子，内里填充虚假叙事的创作手段，不仅会让大众对具体文史典故、学科知识形成错误认知，更会模糊真实与虚妄的边界，消解历史与知识的严肃性。
二骂君安阶级腔调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