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那女娃人没事吧？”
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漫不经心地说：“轻微脑震荡，没啥大麻达，观察两天就行。”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随后又去了病房。
那个女娃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人还没醒过来。
我拿了一把椅子，在病床边坐了下来，整理单子的时候一张身份证掉了下来。
我捡起那张身份证，看着上面那张清纯的面孔，又看看病床那张青春的脸，忍不住就多看了几眼。
白色床单衬得她原本白皙的肌肤愈发透明，额头和膝盖的擦伤触目惊心，看得我心里一阵自责。
我悄悄靠近过去，打开她的斜挎包，将身份证放了进去。
下午三点钟，她醒了过来。
我关切道：“你可算醒了，吓死我了。”
她却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只是拿起手机，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同一个号码，听筒里传来的始终是冰冷而又机械的声音。
“您拨打的电话已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然后，她就那么无声地哭了起来。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要不要叫医生？”
“……”
不管我说什么，她都没反应，也不说话，就是默默流泪。
哭到伤心处，身体也跟着颤抖。
我又说：“不管咋说，你骑电动车，属于弱势群体，我负主要责任，你放心，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你算老几啊你，你负得了责吗？”
她突然开口，声音带着哭腔，却充满火药味，把我问得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