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外队？”
郑有德点头：“看看不同的人怎么干活。”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
手背冻得发红，指甲缝里全是泥。
我问：“要记什么？”
郑有德把旧铲丢给我。
“记能活下来的东西。”
他没再多说。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去北边的长途车。
车里全是煤味和脚臭味。司机放着磁带，喇叭呲啦响。旁边大娘抱着一只鸡，鸡比我还精神。
我揣着旧铲，脖子里挂着姥爷给的铜钱。
那东西贴着肉，凉一阵，热一阵。
郭独眼在镇口接我。
他六十多岁，穿一件旧棉袄，左眼灰白，像蒙着一层浆糊。右眼却亮，看人不从脸看，从脚后跟看。
“郑有德的人？”
“陆九峰。”
“多大？”
“十六。”
他哼了一声：“毛还没齐。”
我没接。
他旁边站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头发抹得发亮，嘴里叼着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