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六个死者家属，看到这个结果，慌了。
郑文渊趁机提出“调解”：每人赔偿二十万，一次性了结，不再追究。
家属们犹豫。
郑文渊让化工厂老板派了几个“工人”去村里转悠，在死者家门口蹲着抽烟，什么也不说，就是盯着。
三天后，家属们签了调解协议。
六条人命，一百二十万。
化工厂继续生产。
郑文渊拿到了五十万代理费。
他用这笔钱付了学区房的首付。
三个月后，妻子生了个儿子。
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郑文渊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灯火通明的街道，心里那点不安被夜风吹散了。
七条人命，换一套学区房，换儿子一个更好的起点。
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案子越接越大，从化工厂到建筑公司，从医疗事故到工伤纠纷。
手段也越来越精妙：不再只是利用诉讼时效，而是伪造证据、收买证人、利用程序拖延。他知道怎么让一个简单的案子拖上三五年，直到原告方耗尽积蓄，绝望放弃。
每赢一个案子，他账户里的数字就增加一截。
那些因为他的手段而得不到赔偿的受害者家属，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编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长期为周振邦服务。
周振邦的御景园项目，从开工那天起就纠纷不断。郑文渊帮他处理了十七起伤亡事故，八起质量纠纷，全部“摆平”。
最严重的一次，是御景园二期工地塔吊倒塌，砸死了三个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