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商场那边呢？人家一天核对一次库存，三天换一茬新货。”
“不好卖的玩意儿，立马打折做活动清仓换现钱。”
“等咱们的进货条子批下来，黄花菜都凉透了！”
“还有！”
王主任越说越来气，干脆站了起来。
当然了，不是生周教授的气，而是生别的气。
“政策这东西，是靠人去走的。”
“咱们发个红头文件，搞个全国大一统，就能起死回生？”
“上面政策再好，到了下面，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王主任掰着手指头举例。
“这也有案例。”
“比如说，有个地方，上面拨十万块钱让他去进货，结果钱一到账，县社主任拿去给职工盖家属楼了。”
“你下去查，人家两手一摊，说职工半年没发工资要闹事，得先稳定军心。”
“还有那些生鲜、农副产品，上面统购下来，底下的人不好好保管，烂了坏了，直接往报损单上一填，反正国家兜底，他们一点不心疼。”
“这种层层克扣、阳奉阴违的顽疾，一纸政令怎么除得掉？”
这番话说完，周振华紧紧抿着嘴唇。
他搞了一辈子宏观经济理论，那些精妙的计划统筹模型，在这些血淋淋的基层烂摊子面前，被全部堵死。
但周振华骨子里有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倔强。
他猛地站起来，在茶几旁走了两步。
“地方上的官僚系统推不动，这顽疾除不掉……”
周振华停下脚步，转过身，眼中闪过一丝狠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