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在红星钢铁厂扎了根，一扎就是整整一个月。
苏洋那间临时征用的小会议室，门槛快被踩塌了。
进去的人一茬接一茬，出来的人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杨兵被叫去谈了三次。
第一次问工作履历，第二次查账目流水，第三次苏洋把一沓后勤部近半年的物资调拨单铺在桌上，用笔帽点着其中几行数字。
“杨兵同志，你名下经手的计划外肉类采购，数量不少。渠道来源，能不能再详细说说？”
杨兵坐得稳当，两手搁在膝头，逐条解释。
猎户供货有收据，每一笔过秤有记录，价格参照当时黑市行情浮动，入库单出库单一一对应。
这些东西他早就理得干干净净，每个环节都留了底。
苏洋翻来覆去地看，硬是挑不出毛病。
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苏洋合上文件夹，盯着杨兵多看了两秒。
“二十出头的后勤部主任，管着一千多号人的吃喝。”笔帽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一下，“年轻人，好自为之。”
这话不算警告，也不算放行。
杨兵站起来，点了下头，出了门。
一个月后，工作组撤了。
带走了采购科副科长、财务科那个管报销的老会计、还有一车间的一个班组长。
罪名各不相同，但本质都是手脚不干净。
吴松阳在工作组走后的第三天，召开了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大会。
吴松阳站在主席台上，手里攥着一份红头任命文件，嗓门拉得很足。
“同志们，清查结束了！该走的走了，留下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话锋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