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生活的后世，“男士”、“女士”，是很寻常的叫法。
而在这个时代，不是什么人，都能称之为“士”的。
所谓国士、武士、士大夫，士是统治阶层的代名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底层老百姓，是不配如此称呼的。
如“士卒”二字，其实和“官兵”一样，是两个词，士指军官，卒才是说的兵丁。
在统治者眼里，这些被征发，投入战争，流血流汗的底层丁壮，是“戍卒”、“役夫”，在百姓眼里，他们更是天杀的丘八、兵匪，却唯独不是什么士。
而李业却将他们称为战士
顾名思义，战斗的士。这个称谓倒也古老，《尉缭子》曰“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
在先秦时代，参与战争被看作是统治阶级的荣耀，居住在城池，能够武装自己的士人，被看做“国之干城”。秦朝二十级军功爵，第一个，便是“公士”，否则，只配称为黔首。
这种军事荣誉感，从先秦到隋唐，一直都奔流在华夏民族的血液当中。
但到唐中期，随着府兵制解体，军阀混战以及武力系统的彻底崩坏，军队成为了兵痞的代名词。人民一方面害怕、恐惧这些莽夫，另一方面，也就自然瞧不起这些道德败坏的合法土匪。
于是乎，等到宋代以后，当人们单独提到士人这个群体时
脑海中浮现的，便是文章词句，是科举经义，是吟诗作赋的文人士大夫。
而再没有“赳赳武夫，国之干城”的半点身影。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红色军队的建立为止。
故而，李业给予他们的，不只是物质条件的优渥，更有前所未有的荣誉感。
这种荣誉感，不是几句空话能带来的。
藩镇军人们，为什么如此唯利是图？
因为在那样崩坏的社会秩序下，他们除了能朝生梦死，立马换成美酒、妓女，用来享乐的钱财以外，什么都不相信。
藩镇军中，前脚有人阵亡，后脚自家家产、妻女便被人霸占、瓜分，吃绝户的事情，简直不要太寻常。
别的不说，李业家当年，不就是因为这个事，才和长安里面的太监翻脸，杀人出京吗？
这样人与人信任关系完全崩塌的情况下，作为刀尖舔血的军人，除了眼前即时能得的享乐，又能相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