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伯谦回中书第三日，把那张十二人关系纸贴在了自己桌内侧。不是给别人看。是给自己看。上午第一卷公文来自户部，牵涉京畿春赈粮价。署名里恰好有昨日来请安的一名旧属。年轻舍人把卷递过来时，崔伯谦先在关系纸上找到了那个名字。旧属，跟随八年。他拿朱笔在公文角上写了一行小字：与本人有旧，不单独作最终判断。年轻舍人看愣了。
“先生，这也要写？”“你若不知道我认识他，明日我替他多说一句，你只会觉得我判断高明。”“那若您本来就判断高明呢？”“也先让第二个人看。”他把卷转给另一名与那名户部官毫无关系的舍人。两人意见果然不同。崔伯谦认为春赈粮价应先定上限，免得地方临时抬价；年轻舍人却指出去年最偏的三处县路断得早，统一上限会导致没人肯送粮进去。
“谁对？”旁边人问。崔伯谦没答。他把两个意见一起留下，要求调去年最偏三县的实付粮价。下午回数送到。两边都只对了一半。县城附近统一上限能压住抢价，最远三县却确实需要把路损单列。崔伯谦把自己的第一稿划掉一半。那名年轻舍人也划掉一半。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案边重写，没人再问谁赢。
第二卷公文更麻烦。牵到六年前与崔伯谦争得最厉害的一个老官。崔伯谦刚看到名字，便把卷合上。“你们先看。”年轻舍人忍不住：“先生是怕自己故意反对？”“怕我为了证明自己不记仇，故意赞成。”屋里一静。崔伯谦把第二审阅人的名字也写进卷尾，关系纸没有收走。到傍晚，十二个人里已经有三个出现在公文上；三份卷宗旁边，都多压着另一名审阅人的短签。崔伯谦没有回避三份事。也没有因为写了关系就自动算自己公正。其中一份，他与第二审阅人意见一致；一份被实数改掉；还有一份始终无法判断，只写“待原州回文”。中书几个年轻官员起初觉得麻烦。
第四日早上，他们自己也开始写。有人在公文角写“与县令同乡”。有人写“父曾任此州”。还有人只写“去年本人批过旧案”。没人要求他们这么做。崔伯谦看到后，没有夸，只把自己的关系纸又补了一项。“我过去反对过这个法。”年轻舍人笑：“这也算关系？”“算。”
“跟谁的关系？”“跟我自己过去那张脸。”午后，晟帝派内侍来问三日试议如何。内侍以为崔伯谦会送一份总结。他只送了三卷公文。一卷改了一半。一卷保留原案。一卷写不知道。另外附那张十二人关系纸的抄件。晟帝看见后，半天没说话。“他这是让朕看他认识多少人？”内侍不敢笑。昭宁正在旁边。
她看完抄件，道：“至少比只告诉父皇他没有私心可靠一点。”晟帝看她：“你最近很爱替四海那套东西说话。”“这不是四海的东西。”“那是谁的？”“崔伯谦自己写的。”这句话让晟帝又看了一遍。同一日下午，中书门外来了第四拨人。不是旧门生。是一名年轻官员，抱着一卷已经被退过两次的赈棚轮值表。他没求崔伯谦替自己说好话，只问：
“崔先生，你能不能帮我挑一处最容易出事的？”门吏准备按中书内部问事送进去。崔伯谦却先问：“这是谁本职？”“他的。”“那不收钱。”年轻官员一愣：“我也没说给钱。”“最近在四海待久了，先说清楚。”门吏忍不住笑。崔伯谦接过卷，看到一半便停下。
“这段我不懂。”“您也不懂？”“我没管过三班赈棚。”旁边一个刚入中书两年的小官抬起头。“我去年在京兆做过。”崔伯谦把卷递过去。“你看。”年轻官员原本是来找前中书令。最后拿到的第一条有效意见，却来自一个从没听过名字的小官。他离开时，崔伯谦在自己的关系纸最下面又添一行：
“有人来找我，不等于答案必须从我嘴里出去。”中午吃饭时，年轻舍人把那张关系纸翻到背面，看见还有大片空白。“以后若再来十个人，先生一直添？”“先添。”“添满呢？”“换大纸。”旁边人笑起来。崔伯谦却真让书吏取了张更大的。他把十二人重新抄了一遍，并在最上面分三栏：旧情、旧怨、旧判断。写到最后一栏时，他停得最久。六年前由他亲自推过的一项仓储办法，被后任改掉；他过去一直觉得后任只是为了显示不同。今日重新看当年的损耗数，才发现改法未必没有道理。他没有因此在纸上写“我错”。只写：本人旧案，复看时须另找一人。
年轻舍人见了，问：“连自己做过的事也不能信？”“不是不信。”“那是什么？”“别让熟悉替我省步骤。”午后果然来了一份与旧仓法相关的公文。若没有这行字，他几乎顺手就会按六年前的经验批下去。如今纸在眼前，他停了一下，叫来一个当年从未跟过自己的仓部小官。小官看完，指出现在车数已比六年前多近一倍，旧法的排队口已经不够。崔伯谦把原本抬起的笔放下，在“本人旧案”后又添了四个字：车数已变。当天退衙前，几个年轻官员也把各自的关系旁注装进不同纸袋。有人只写一条，有人写了五条。崔伯谦没要求统一格式，只说碰到相关案子时把纸拿出来。退衙时，那张十二人关系纸仍贴在桌内侧，最下方又多了一行新墨。墨迹还没干，书吏便先把窗关上，又把三卷待回文的公文压在镇纸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