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修改是否影响后续处置，marcus当时是否明知风险，以及他的行为和患者损害之间能不能建立刑事责任联系。”
“人选可靠吗？”
“一名来自汉堡，一名来自慕尼黑，都没有在夏里特任职，也没有参与marcus所在的学术委员会。”
“他会干预人选。”
“检方要求申报过去十年的合作，论文署名和会议资助，发现关联就换人。”
贺知舟把手机放到桌上，打开电脑查看附件里的时间表。
“如果决定不起诉呢？”
“我们可以申请复核，也可以继续走职业纪律程序和民事程序。”
“你认为概率多大？”
“现在不做数字判断，原始日志，证人证词和人事记录已经形成链条，检方愿意正式问讯，说明案件过了最初筛查。”
“marcus沉默以后，还能补充陈述吗？”
“能，他随时可以通过律师提交书面意见。”
“他会提交。”
“我也这么判断，他需要先看检方掌握了多少，再选一套损失最小的解释。”
电脑右下角弹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邀请，主题行写着指南制定小组成员候选人。
贺知舟扫了一眼，没有点开。
“年会报告，检方看了吗？”
“公开视频他们会留存，你没有提marcus，也没有评论调查，处理得对。”
“报告和案件无关。”
“机制里的原始记录封存，陪审者以后也可能看出关联。”
“那是事实，不需要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