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
“曾经是和现在不是，中间差了多少条人命？”
余则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差了一条。我恩师的命。”
教书先生的眼睛眯了一下：“你说的恩师是谁？”
“你手里那块表的主人。”
教书先生低头看了看怀表。他把表翻过来，用指甲轻轻摩挲了一下背面刻着的两个字。
深海。
“这两个字，”教书先生抬起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余则成的声音很平静，“他临走之前告诉我的。”
“他还告诉你什么了？”
“他说，延安。”
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教书先生的手指停住了。
他抬起眼睛看着余则成。那目光不再是打量，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审视。像是在看一个人的灵魂够不够资格说出这两个字。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
“因为我没有别的路了。”余则成说，“也因为我不想再走别的路了。”
“说得好听。”教书先生端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没有给余则成倒，“军统的人，嘴上功夫都好。你怎么证明？”
余则成从怀里掏出了第二样东西。
那本1940年的旧日历。封面卷了边，折角的那一页已经被取走了。但日历的背面，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
“黄河之水天上来。”
教书先生接过日历，翻了翻。他认出了这行字的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