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刚扫完尾，地里空荡荡的，黄土被太阳晒得发焦。
风一吹，路面浮土卷着细碎麦壳漫天乱飞，落在村口老槐树的枝桠上，白花花一层。
太平村每年到这个时节，都是最闲、也最是非多的时候。
农活干完，家家户户手里一空，眼睛就开始盯邻居、盯院墙、盯别人家的长短。
我坐镇上的顺风车回来，车子开到土路尽头就不肯往里走了，说里面坑多，怕刮底盘。
付了钱，我拎着一个旧双肩包踩下车。
脚一沾地，尘土滚烫，熟悉的土腥味直冲鼻腔。
三年没回。
外头城市再热闹、再规整，一脚踏回太平村，心里那股压抑的别扭劲儿，瞬间就回来了。
这里的风、土、路，甚至人说话的腔调，一点没变。
手机还在兜里震，是我堂哥李磊，一路不停打。
我划开接听。
“砚子，你到哪了？赶紧回！家里出事了！”
他声音压得很低，透着一股子慌。
我心头一紧：“爷爷怎么样了？”
“中午正吃饭呢，筷子一掉，人直接栽倒地上了。”李磊喘着气，“我跟大伯赶紧送镇医院，大夫说脑血管问题，人现在醒是醒了，但是说话含糊，身子半边动不了，让家里人全部到位，守着。”
我指尖瞬间发沉。
爷爷今年七十二，身子骨一向硬朗，一辈子没住过院。
谁也没想，一下子就垮了。
我抿了抿嘴：“我马上到家。还有啥事？你刚才说家里出事，不止爷爷住院吧？”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