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兰抹着眼泪说：“孩子他爹，咱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咱们回乡，乡里很多人都活不下去，都去逃荒、移民了！不能回去！”
大儿子赵建军站在旁边，没说话。他只在大伯的书信里见过南华，知道那是个华人居多的国家，说汉语，写汉字。他经常忍不住地想：都是华人，说话能听懂，日子再难，能难到哪去？
钢铁厂的大门，用粗铁丝拧死了。东方红钢铁厂七个红漆字，被北风刮得斑驳。
赵建国每天还是习惯性地往厂里走，走到门口，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工人了。
他蹲在路边，抽着最便宜的旱烟，看着曾经热火朝天的车间，眼神空落落的。
“爸，回家吧。”大儿子赵建军喊道。
赵建国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建军，爸这辈子没偷没懒，凭手艺吃饭，怎么就……没饭吃了？”
赵建军他答不上来。
自从跟随父亲进城那刻起，听着身边的话语，赵建军也以为他未来的人生就是进厂、临时工、转正、工作、退休，和其他工人一模一样。
可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
往日热闹的家属院，如今死气沉沉，人人脸上都带着愁容。有人回乡了，有人移民了。
大伯的信，给了赵建国一家另一个选择。
信里说，南华地方大，天气热，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现在城里的工作特别好找，洗碗、搬货、工地、工厂，只要肯吃苦，一天挣的钱，抵国内一个月。信里还说，南华全是华人，讲汉语，写汉字，不用怕语言不通。
赵建军整夜不睡，对着煤油灯看那封信。他是工人，是党员，对“出国”、“资本主义”有着本能的抵触。
可看着政府催得紧，要么移民，要么回乡务农。他看着身边已经昏昏欲睡的孩子们，不想自己的孩子一辈子都是农民，面朝黄土，他最终把烟袋锅一磕：“去！为了孩子，去！”
办手续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煎熬。单位证明、户籍注销、出境许可、护照、签证……每一步都难。父亲跑断了腿，赔尽了笑脸，才把所有章盖齐。
临走前，赵建国把自己在厂里的工具擦了又擦，原本想带走，可是厂里不让。
他蹲在地上，摸了摸那些陪伴他半生的锉刀、扳手，眼泪掉在冰冷的金属上。
“爸，以后咱在那边，还能用得上手艺。”赵建军劝说道。
赵建国摇摇头：“不一样了。这边的手艺，到了资本主义地方，人家认不认，难说。”
1963年深秋，赵建国一家背的行李，在火车站登上开往南华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