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呢？”
“然后我把他赶出去了。”老刘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忽然提高了半度，带着一种被压了很久终于迸发出来的火气，“我刘德厚盖了二十三年房子，从来没用过一根不合格的钢筋。当年这批材料不是我经手的，是项目部直接拉过来的，我只负责签收。签收的时候我不知道有问题，等检测报告出来我才知道被人坑了。这三年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些不合格的钢筋水泥——万一房子盖起来，万一住进去的老百姓出了事，我刘德厚这条命赔得起吗？”
面馆里安静了。老板娘站在灶台后面，手里的勺子悬在半空，忘了放下来。
买家峻站起来，把面钱放在桌上，然后拍了拍老刘的肩膀。
“老刘，你放心。你儿子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语调也没怎么起伏，但老刘听出来了一种东西——那不是一个领导在安抚群众，那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之间的承诺。不签字不盖章，但比任何红头文件都管用。
走出面馆的时候，阳光已经完全铺开了。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早点铺子前排着队，有人骑着电动车从非机动车道上逆行而过，喇叭声响成一片。沪杭新城正在苏醒，像一台被锈蚀了的机器，吱吱嘎嘎地转动起来，每转一圈都掉下一些碎屑。
买家峻站在路边，拿出手机，拨通了常军仁的电话。
“常部长，我拿到了安置房项目的材料签收单和检测报告。”他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签收单上有一批不合格建材的接收记录，检测报告是三年前出的，报告的接收人是韦伯仁。”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你在哪？”常军仁的声音压得很低。
“新城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
“别动。我来找你。”
常军仁到的时候，买家峻正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他旁边还放着两杯豆浆，是从旁边的早点铺子里买的，一杯已经喝了一半，另一杯还冒着热气。
常军仁在他旁边坐下来，接过那杯热豆浆，没喝，只是握在手里。他的脸色不太好，眼圈下面有些发青，显然昨晚也没怎么睡。
“查到了。”常军仁说，“韦伯仁那个同乡，叫韦建设，在市纪委信访室工作。我调了他的银行流水——三个月前，他卡上多了一笔二十万的进账，汇款方是解迎宾名下那家建材公司的关联账户。”
买家峻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一个早已存在的猜测。
“还有呢？”
“还有，韦伯仁在沪杭新城有三套房产，都在他妻子的亲戚名下。其中有一套是去年年底买的，全款，六百八十万。”常军仁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意味，那种意味不是愤怒，而是一个在组织部门干了二十年的人，面对这些数字时本能的警觉和疲倦，“一个市委办公室的正科级秘书，工资加年终绩效，不吃不喝攒二十年，也买不起这套房子的一个卫生间。”
买家峻把豆浆杯子放在长椅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又转回来，站在常军仁面前。
“这些证据，够不够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