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一宿没睡。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他躺在书房的沙发上，身上搭了条毯子，眼睛闭着，脑子却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滋滋啦啦地往外蹦词儿。那些词儿翻来覆去就几个——专案组，解迎宾，暗室，账本。
解迎宾被抓的消息是昨天下午传到他耳朵里的。当时他正在市委开会，手机调了震动，连震了三下，他低头一看号码，心里头那根弦就断了。那号码是他和几个关键人物单线联系的号，平时一个月响不了两回，响了就是大事。他借口上洗手间，在隔间里接了电话，对方只说了六个字：“解总被带走了。”然后挂断。
他当时撑着洗手台站了足足三分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那张脸很陌生。四十七岁，市委一秘，多少人眼里的青年才俊，前途无量。可镜子里的男人面色灰败，额头上沁着一层油汗，眼珠子转来转去，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
那只老鼠现在还在转。
凌晨三点，他起来倒了杯水，没喝，放在茶几上凉着。茶几上摊着一份文件，是他在专案组成立之后偷偷复印的调查进度简报。简报上有一行字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圈到纸张都起了毛——“已掌握韦伯仁同志在项目审批环节存在程序违规行为，需进一步核实。”
程序违规。
这四个字是常军仁亲手写的。韦伯仁在组织系统待了这么多年，太清楚这四个字的分量了。程序违规，往左说是工作失误，批评教育就能过关；往右说是滥用职权，那是要摘帽子的。常军仁用这四个字，不是在给他定性，是在给他留余地。或者说——是在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问题是，他接不接得住。
茶几上的手机忽然亮了。屏幕上的来电显示让他的心跳漏了一拍：买家峻。
凌晨三点半，买家峻给他打电话。这意味着什么，他不用猜。
他深吸一口气，接起来。
“老韦，”买家峻的声音很平静，不像是在审讯室待了一整夜的人，倒像是刚睡醒喝了杯茶，“打扰你休息了吧？”
“没有，”韦伯仁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也平静一些，“我睡眠本来就不好。怎么，有急事？”
“也没什么急事。就是刚才老解交代了一些情况，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三秒钟。这三秒钟里，韦伯仁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像是在胸腔里擂鼓。
“买组长，”他干笑了一声，“老解交代的情况，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买家峻说，“他说你给他通风报信。说专案组所有的工作安排，第二天就能传到他手上。老韦，这事儿你认不认？”
韦伯仁握着手机的手指节发白。
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他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一下，两下，三下。他老婆在卧室里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又归于沉寂。
“买组长，”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醒了什么，“电话里不方便说。明天我去找你，当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