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先生，我能理解伦敦眼下的处境。”阿尔弗雷德开口道，“我也相信德英两国在维护欧陆稳定的议题上有不少公共利益。这一点我从不否认。”
“但这不代表德国可以接受漫天要价。”阿尔弗雷德把话接了下去，“尤其是远洋贸易这一块。”
“关税、航运配额、殖民地港口的准入条件，这些东西牵动的是中欧几千家商行和几十万工人的饭碗。”
“牵扯的太大，我很难为德国文官政府的底线做保。”
格雷的笑意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薄了一些。
“基德伦先生，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存在一点误会。”
“伦敦的麻烦已经过去了。暴动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总会解决。”
“我今天来柏林谈的不是求助，两个强国之间本来就该有一份体面的默契。”
“我也相信我们能达成一个不错的共识。”阿尔弗雷德说。
格雷抬起眼。
“只是我也无能为力。”阿尔弗雷德把双手摊开，“格雷先生，您来柏林之前想必也看过报纸。”
“比利时人为了普选权把全国拖进了大罢工，德国企业在那边投了不少钱，矿山、铁路、港口，现在全停着。”
“那些董事天天往外交部跑，往宰相府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个说法。”
“而且就在几天前，比利时政府也在向我们求助，毕竟他们的股市收到这样的冲击已经没了信用。”
“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份求助，这种时候，您让我怎么再向英国提供什么东西？”
“议会是延会了，可商界没有延会一说。他们的信一天三封，我不能拿他们的利益去做人情。”
格雷沉默了两秒。
“比利时的罢工，和远洋贸易是两件事。”
“在伦敦是两件事。”阿尔弗雷德点头，“在柏林是一件事。”
“格雷先生，德国企业的钱压在比利时的矿井里，矿井不动，钱就动不了。”
“钱动不了，商界就要问政府在外面到底换回了什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对英国让出了一份想都不敢想的利益，您猜他们会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