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为了你。”
“为我？”
“对。”顾晓曼看着她，眼睛里的温度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一些，“因为沈砚舟欠你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不该由他一个人说。他说了，你未必全信。因为他是当事人。当事人说的话，再真，也有自己的立场。我说，立场不一样。我跟沈砚舟没有关系，我跟顾氏有关系。我说的话，你可以信，可以不信。但至少，我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的声音。一个方向来的声音叫风声，两个方向来的声音，才叫消息。”
林微言把汤碗放下。紫砂小盅的边沿沾着一片菌菇，薄薄的，贴在暗红色的陶壁上。
“你说。”
顾晓曼没有马上开口。她转过头，看着窗外那棵石榴树。石榴的青皮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一层绒毛似的光。有一只麻雀落在枝头上，压得枝条颤了颤，又飞走了。枝条弹回来，晃了几下，慢慢稳住。
“五年前，我父亲找到了沈砚舟。”她的声音不高，像这素菜馆里的背景音乐——古琴，弦不多，音也少，但每一个音都落在点上。“不是因为他有名。那时候他刚拿到律师证，在一个小所里做助理，一个月工资付完房租只够吃泡面。我父亲找他，是因为他在大学辩论赛上的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法律不是保护强者的工具，是保护那些没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最后一道墙。这句话被录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我父亲那里。我父亲说，这个年轻人能用，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叫‘不认’。不认命，不认输，不认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顾晓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冷的，她的眉头没皱，大概是习惯了。
“顾氏那时候在做一个跨境并购案。标的很大，牵扯的利益方很多，里面有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我父亲需要一个干净的律师。不是技术干净的干净，是底子干净的干净。沈砚舟的底子最干净——没有背景，没有派系，没有站过队。他唯一的‘问题’是，他父亲刚查出肝癌，需要一大笔钱。”
林微言的手指在桌沿上收紧了一下。指甲抵着木头，压出一道浅浅的白印。
“我父亲给他的条件是这样：顾氏出他父亲全部的医疗费，安排最好的专家团队，同时在律所层面给他资源支持，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接触到最高层级的案件。条件是，他必须签一份五年的排他协议。这五年里，他只能为顾氏服务。所有的案件、所有的客户、所有的公开表态，都要经过顾氏的合规审查。”
“他签了。”林微言说。不是问句。
“签了。签的那天，他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合同放在桌上，笔放在合同旁边。他看着那支笔，看了得有十分钟。我父亲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见过很多人签合同。有人看都不看就签了，有人反反复复看条款，有人签之前要打七八个电话。沈砚舟是唯一一个盯着笔看十分钟的人。我父亲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看这支笔写下去之后，我会变成谁。”
窗外那棵石榴树又被麻雀光顾了。这次是两只，在枝头上跳来跳去，枝条晃得厉害，青皮石榴跟着颤，像悬着的心。
“他变成谁了？”林微言问。
顾晓曼把茶杯转了一圈。杯底在木桌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变成了一个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人。第一年，他做顾氏的法务顾问，处理的全是商业案件。他做得很出色，出色到我父亲想把更多东西交给他。第二年，他开始接触到顾氏的一些边缘业务——那些不太方便放在明面上的业务。他发现了问题，跟我父亲吵了一架。吵得很凶。他说这些东西违法，我父亲说这些东西不违法，只是不太好看。他说不太好看就是有问题，我父亲说你还太年轻，不知道什么叫生存。那场架吵完，他把自己的办公室锁了三天。三天后他出来，跟我父亲提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说，他可以继续为顾氏服务，但从那天起，他只做一件事——把那些‘不太好看’的业务，一个一个拆掉。不是替顾氏遮掩，是替顾氏清理。我父亲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