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言低下头，用力眨了两下眼睛。眼眶里没有泪，是干涩的，干涩得像被风吹了一整天的旧书页，边缘已经开始发脆，再翻一页可能就会碎。但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本书不能碎，至少这一页不能碎。碎了她就没法往下读了。
“后来呢？”她问。
“后来我在顾氏待了五年。头两年最难过，做的案子都不是我想做的，见的人都是我不想见的。律所的同事在背后说我靠顾氏上位，说我是顾家的乘龙快婿，说我吃软饭。我一个字都没解释。”沈砚舟把病历折好放回信封里，动作很慢，慢到每一个折叠的步骤都像在完成某种仪式。“因为解释不了。我确实靠顾氏，确实签了不平等条约，确实在他们的体系里活下来。唯一不同的是——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他把信封放回口袋，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茶几上。
是那颗袖扣。磨得花了的旧袖扣，五年前林微言在地摊上二十五块钱买的一对，他留了一颗，她当年把另一颗塞进纸箱还给了他，但他又从纸箱里翻出来，两颗一起收着。现在他把其中一颗放在茶几正中间，和林微言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
“五年期满那天，我去顾晓曼办公室递了辞职信。她当着我的面把合同撕了，说了一句——‘沈砚舟，你是我见过最轴的人，但也是我最尊重的合作伙伴。’”沈砚舟把袖扣往林微言的方向推了一寸，“然后我订了回国的机票。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傍晚，机场的摆渡车开了十五分钟，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知道书脊巷的雨停了没有。”
林微言把袖扣拿起来，放在手心里。袖扣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手抖，是袖扣压着的地方，脉搏在跳，一下一下的，顶着她手心的皮肤。她忽然想起来，师傅当年教她修复手艺的时候，教过一个技巧——修复古画的时候，如果画面有折痕，不能直接熨，要先用湿毛巾闷软了，再一点一点地展开。人心也一样。冷了太久的心，不能直接用火烤，要用潮气慢慢地润。润透了，那些被折叠起来的伤痕才会自己舒展开。
“沈砚舟，”她把袖扣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攥到骨节发白，“你下次再遇到这种事，不许一个人扛。”
沈砚舟看着她攥紧的拳头，眼睛里的红血丝在阳光下显得更深了一些。
“不会再有了。那五年我把这辈子该扛的不该扛的全扛完了。”他伸出手，手掌覆在她攥紧的拳头上，没有掰开她的手指，只是轻轻地覆在那里，像盖一层宣纸覆在刚补好的古籍上——不是为了压住它，是为了保护它，等它自己慢慢干，慢慢平整，慢慢恢复成它本来的样子。“以后我扛不住的，都告诉你。”
林微言没有把手抽回来。她低头看着他的手覆盖在自己手上，他的手比她大了一圈，手背上有几道很淡的疤痕——大概是这几年熬夜加班的时候不注意，被纸张割的、被档案夹划的。一个在法庭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律师，手上全是这种细小而不起眼的伤口。每一道伤口都不会疼了，但每一道都还在。
“你说的。”她说。
“我说的。”
陈叔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书架拐角处，手里拿着一本刚收来的旧书，大概已经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了。老头儿清了清嗓子，把那本旧书往书架上一插，转身往门外走。
“我出去买包烟。”他说。
“陈叔，你不抽烟。”林微言没回头。
“那我出去学着抽。”陈叔头也不回地推开店门，风铃响了，老头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的阳光里。石板路上那滩积水被他的布鞋踩了一下，溅起一小片水花，落回去的时候水面晃了三晃，然后慢慢归于平静。
店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挂钟还在走，秒针还在追分针，分针还在追时针。但林微言觉得，时间好像慢下来了。不是钟慢了，是她心里的什么东西松了——不是垮掉的那种松，是捆绑了太久的绳索终于被解开，血液重新流回被勒过的地方，热辣辣地发麻。麻过之后是暖，暖过之后，是久违的轻盈。
她松开拳头，把那颗袖扣放在茶几上，和沈砚舟那只手并排放在一起。两颗袖扣躺在那儿，金属表面都磨花了，磨得不再光亮，但磨过之后露出来的底子是干净的银白色——那种旧了之后才会有的银白，不是新的那种刺眼的亮，是沉下去的、温润的光。
“《本草纲目》我还没修完。”她说，指了指柜台上那本翻开着的残卷。
“我等你。”沈砚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