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那间手术室外的红灯还没灭。
隔壁重症监护室门口，冷白的灯压着一排长椅，连墙上的门禁灯都显得没什么温度。
秦海从手术室那边赶过去时，手机还没从耳边放下，通话界面还亮着。
梁树民的儿子已经站在门边。
男人三十多岁，外套拉链敞着，像是一路跑上来的。手机被他攥在掌心，屏幕上压着十几通未接来电，最下面还是导航结束页。
他看见秦海，先往前冲了一步。
“你们就是急诊的？”
白班副主任周敏被拖到现在都还没走，站在门口，手里夹着那份联系人记录。
她没有让他往里挤。
“梁树民家属是吧？先别堵门。你站这儿，里面推车都不好出来。”
男人的声音压不住，尾音都发紧。
“我爸手术都做完了，为什么还靠药？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尿也少。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先拍片？不拍片就送手术室，真出了事，谁负责？”
这几句话砸在门口，连长椅上的梁树民妻子都抬起了头。
她手里还拿着重症门禁卡。
她抬头看儿子。
“医生刚才说过，不是手术做完就好了。”
男人急得回头。
“妈，你听得懂吗？他们说什么你都点头。我爸进去前到底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老人一句话没接上。
她手里的门禁卡被捏弯了一点。
秦海没有急着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