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过苏州不到二十公里，前方路面被炸出三个连环坑。
坑口的边缘翻着焦黑的碎土，和散落的弹片。
头车刹住，后面一辆接一辆停下来，引擎怠速声连成一片。
杜哲踩着踏板跳下车，靴底落地，扬起一层灰。
金发男人从第二辆卡车副驾上翻下来，动作比杜哲还快。
威廉·卡特，美国人，战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过三年外科住院医，后来去了西班牙，奉师命来到上海。
威廉快步走到路边，蹲下来。
路沟里躺着一个人。
灰布军装，左腿小腿以下全是黑的，皮肉翻卷着，苍蝇嗡嗡地绕着那截腿飞，落上去，又弹开，再落上去。
伤兵的眼睛是睁着的，嘴唇翕动，发不出声音。
威廉回头朝车队喊了一声。
“手术包。”
呼喊穿透了引擎声。
一个瑞典女人从第三辆轿车后座推门出来，抱着一只棕色皮药箱，踩着碎石小跑过来。
她是埃莉诺·安德松，斯德哥尔摩来的红十字会专员，三十出头，鼻高颧宽，金发编成一条辫子盘在脑后。
她跑到威廉身边，双膝一弯跪进泥地里，打开药箱扣锁，从里面扯出一卷绷带和碘酒瓶。
瓶盖拧开，棉纱浸透，她把碘酒纱按上伤口的那一刻，伤兵的身体弹了一下，喉咙里挤出一声气音。
威廉按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伸进药箱摸止血钳。
杜哲走去过蹲下，摸着士兵的脉门，悄悄给他加了一些生命力。
身后传来两声机械快门的咔嚓声。
两个美国记者，一高一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