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吕州，汉明阁。
闭馆之后的展馆，只剩巡馆保安的脚步声，敲在金砖地面上。
高育良换了便装，从侧门进来，手里拎着个旧布包。
包里是笔记本、放大镜，还有一沓复印件。
他先去一楼，站在唐伯虎那幅真迹跟前站了十分钟，才上二楼。
二楼最里面那间研究室，灯已经亮了。
吴惠芬坐在长桌边，白手套戴好了，桌面上压着软布、镇尺、镊子。
“今天能看多久？”她头也不抬。
“九点前必须走，十点有个电话会。”高育良把黑卡贴上读卡区，展柜的锁发出一声轻响。
他伸手取出手稿，动作放得很慢，纸页边缘在他指腹底下轻轻挪动。
泛黄的稿纸平铺在软布上，黄仁宇的字迹细小密集，页边爬满批注，涂改的地方一层压着一层。
高育良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
“你看这儿。”他指着一行字，“初稿写的是制度性困境，定稿改成了制度性困局。”
吴惠芬把放大镜移过去。
“差一个字，味道就变了。困境是难走，路还在。困局是死棋，怎么落子都输。”她直起腰，“这一笔下去，他对整个万历朝的判断就定了。”
“所以说手稿比出版本更有价值。”高育良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出版的《万历十五年》是结论，这堆纸是思考的过程。过程里有犹豫，有摇摆，有他自己都没想明白的东西。”
“你现在是拿看案卷的劲头看史书。”
“一回事。”高育良笑了，“万历不上朝，跟官员不作为，机制上是一个病根。”
两个人就这么一句接一句地聊，从万历聊到张居正，从张居正聊到考成法。
聊到兴头上，吴惠芬起身给丈夫续了杯茶。
茶是她从家里带来的，吕州本地的毛尖，泡在玻璃罐头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