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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们似乎正在以一种初生牛犊般的勇气，把属于自己的使命往肩膀上扛。
讲台上。
一身中山装、银发整齐的经济系主任，慢条斯理地从西方古典经济学讲到建国以来的经济体制。
板书写满整块黑板。
姜安安和连过道都坐着的同学们奋笔疾书。
授课刚结束。
立马有同学举手：
“先生，我有一处疑问。”
“方才您说计划与市场的边界尚无定论，那如今农村联产承包，是否具备全国铺开的条件？”
“土地承包后，姓资还是姓社？”
“引进外资设立特区，又该如何把握尺度？现有教材里完全找不到相关论述。”
他问的农村联产承包，是1978年凤县岗村十八户农民偷偷按下红手印，把集体土地分到各家，自负盈亏的事。
徽、川两省最早秘密试点，属于农民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有政治风险。
即便今年九月，上面下发了75号文件，但也只是有限放开政策。
只允许边远山区、长期吃救济的贫困“三靠队”搞包产到户。
对于这位同学提的这个尚无定论的问题。
保守些的院校老师，或许会回避。
但京大作为全国理论高地，有78年思想解放打底，真理标准大讨论刚结束，允许学术争鸣。
经济学率先放开讨论现实改革难题，允许不同观点辩论。
系主任放下粉笔，指尖点着黑板上罗列的议题上，声音清晰落满阶梯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