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
陈望看着她那双平静得不像七岁孩子的眼睛，张了张嘴，想再说点什么，但发现自己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的比他七岁的时候知道的多得多，比他十七岁的时候知道的多得多，甚至比他二十七岁、三十七岁、四十七岁知道的还要多。不是因为她聪明，是因为她不怕。不怕知道那些让人害怕的事。不怕知道这个世界是黑的，不怕知道黑不会自己变白，不怕知道想让黑变白就要点灯，不怕知道点了灯就会被看到、被看到就会被盯上、被盯上就会被打。
她不怕。
他怕。
但他怕的不是死。他怕的是她死。他活了五十多年——不，不止。他活了两辈子。上辈子活了三十五年，这辈子活了将近五十年。加起来快九十岁了。他不怕死。死有什么好怕的？死了就不用在这个烂透了的星球上继续挣扎了。死了就不用每天喝那些加了竹根的、苦得要命的粥了。死了就不用看那些饿得眼睛发绿的、蹲在墙角的、被这个世界碾碎了又碾碎的孩子了。但他怕她死。他怕这个他一手养大的、教她认字、教她做人、教她问“为什么”的孩子，死在他前面。她不能死在她该发光的时候。
“行。”陈望说。“明天晚上，我和你一起去。”
第二天傍晚，天刚擦黑，陈望和沈安澜就出发了。双月还没升起，竹海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陈望举着一盏油灯——那盏灯是他用一个破铁罐和一根棉线做的，火光小得可怜，照不了多远，但好歹能让脚下的路看清一点。沈安澜走在他前面，没有灯，但她走得比他还稳。她的脚踩在竹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节奏很均匀，不快不慢。陈望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看着那件改过好几次的外套在微风中轻轻摆动。
她走得很快。快到陈望需要加快步伐才能跟上。他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开始走得这么快了。不是“快”，是“有效率”。她的每一步都踩在最适合落脚的地方，不会踩到石头，不会踩进水坑，不会踩到那些被风吹断的竹枝。她的身体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在自动计算最优路径。她不需要用眼睛看路，她的脚在替她看。
矿场在夜色中像一只蹲伏的巨兽。白天还能看到人的活动——矿工们在坡道上爬上爬下，监工们挥舞着鞭子，矿车在轨道上咣当咣当地响。到了晚上，一切都静下来了，只剩下风从矿道口灌进去的声音，呜——呜——呜——像有人在哭。工棚区在矿场的东侧，几十间用木板和油布搭成的棚子挤在一起，像一堆被丢弃的纸箱。大部分棚子已经黑了，里面的人已经睡了——不是真的睡，是在黑暗中等天亮。只有老赵的那间棚子还亮着光，昏黄的、微弱的、从麻袋片门帘的缝隙里挤出来的光。
陈望掀开门帘，沈安澜弯腰钻了进去。工棚里挤了七个人。老赵坐在最里面，靠着墙，手里拿着昨天那块木板。旁边坐着几个沈安澜没见过的人——一个年纪和老赵差不多的、脸上有道疤的中年人；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年轻人；两个三四十岁的、面目模糊的、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男人；还有一个女人。对，一个女人。在矿场里，女人很少见。矿工们说女人下矿不吉利——不是真的不吉利，是领主们觉得女人力气小，背不了那么多矿石，不值得花粮食养。这个女人不是矿工。她是给矿工们做饭的，在那间用铁皮搭的、四面透风的厨房里，用一口比她还大的铁锅煮那种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
沈安澜的目光从那几个人脸上扫过，没有人说话。他们的表情和陈望第一次带她来的时候一样——没有好奇，没有期待，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他们的表情已经被矿场磨平了，不是没有了，是平了。像一块被无数人踩过的地，硬邦邦的，什么都长不出来。
“这是老陈的娃。”老赵开口了。“她识字。她来教我们。”
没有人说话。那个脸上有疤的中年人看了沈安澜一眼，目光在她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移开了。不是不屑，是不信。他不信一个七岁的、穿着改过的旧外套的、脸上还带着婴儿肥的小女娃，能教他什么。他活了四十年，字不认识他，他不认识字。他不需要字。字换不来粮食，字挡不住监工的鞭子，字不能把他从这座活坟墓里救出去。字就是字。写在木板上、写在竹片上、写在纸上、写在墙上，都是字。字救不了他。
“教什么？”那个脸上有疤的中年人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冲，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池里。
“教你们认字。”沈安澜的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七岁的孩子。“从最简单的开始。‘人’。”
“人。”那个中年人嗤笑了一声。“我知道‘人’。我就是人。”
“你知道‘人’怎么写吗？”
中年人张了张嘴，没有声音。
沈安澜从口袋里掏出木炭，蹲下来，在地上写了一个“人”字。她的动作很慢，一笔一划，清清楚楚。一撇，一捺。撇是从左往右斜着下去的，捺是从左往右斜着下去的，两根线在顶部交叉，然后各自向外张开。像一个站着的人，两条腿，稳稳地踩在地上。
“‘人’是一撇一捺。”沈安澜说。“撇是你，捺是我。你靠着我，我靠着你。谁离了谁，都站不稳。”
中年人看着地上的那个字，看了很久。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像在辨认一个很远的、模糊不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