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矿上的消息传到工业部的时候，朱载堉正蹲在地上。
公房的地砖被他掀了四块，底下铺着一层实心砖坯，砖坯上刻着编号，是他半个月前让人烧制的试验品。
他拿着把铁尺在量砖缝的宽窄，手边搁着一本翻卷了边的笔记，上头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抗压、耐火、渗水率，每一项都精确到厘分。
门被推开的时候，他头都没抬。
“部长，出事了。”
说话的是工业部主事刘广元，三十出头的年纪，做事利索，就是容易慌。
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份急递，纸都攥皱了。
朱载堉把铁尺搁下，抬起头。
他的脸跟翰林院那帮人长得不一样，宽额头，眉骨不高，鼻梁上架着个铜框的西洋镜——这东西是他自己磨的镜片，看图纸方便。
三十出头的人，眉宇间没什么官威，更像个窝在作坊里的匠头。
“哪儿出事了？”
刘广元把急递递过来。
朱载堉接过去展开，从头扫到尾，铜框镜片后头的眼睛眨了两下。
三座矿，同一天塌的。
怀庆府铁矿，二十六人。
大同鸦儿峪煤矿，四十余人被埋。
通州石灰矿，伤亡未计。
朱载堉把急递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回正面，手指按在“四十余人被埋”那行字上，指尖没有发抖，但停了很久。
“大同那边的矿是几月开的？”
刘广元愣了一下：“九月。”
“巷道加固用的什么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