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没急着审他。
他走到孙茂德面前站住,低头看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就那么看着。
人在恐惧到极点的时候,最扛不住的不是拷打,是沉默。
沉默意味着对面那个人什么都知道,只是在给你一个自己交代的机会。
孙茂德扛了不到二十息。
“大人,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是上头的人让我干的,我就是跑个腿,我什么都不知道——”
张居正抬手制止了他。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这封信是谁给你的?”
他把那截残信拿到孙茂德眼前晃了一下。
孙茂德的眼珠子跟着信纸转了半圈,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干净了。
“说名字。”
张居正把信纸收回去,声音不高不低,“给你写信的人是谁,让你联络的人又是谁。矿上的支柱是怎么换的,换成了什么料,什么时候动的手。一桩一桩说清楚,我可以在奏疏里替你写一句‘主动交代、情有可原’。”
他顿了顿。
“说不清楚也没关系。大同和通州那边的人也在抓,三个人里总有一个说得清楚。谁先开口,谁的罪就轻一等。”
这句话才是真正的杀招。
孙茂德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但他的眼睛已经泄了底——那种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范……范家二房的范永年。”
他的声音碎成了渣,“是他写的信,也是他出的银子。他说只要把三座矿搞塌,朝廷就会叫停新法,到时候私矿还能重新开起来。他说他在京城有人,出不了事——”
“京城有人。”
张居正重复了这四个字,“谁?”